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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文论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学者，当西昆体流行的时候，要求以文章为“道之用”，借以“左右名教，夹辅圣人”（孙复《答张稠书》）。
到北宋中叶，古文既已盛行，以苏轼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强调文章的道德意义和政治作用的同时，还认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贝”，“各有定价”，相当重视它本身的艺术价值。
苏轼没有专门的文论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与诗歌，特别是他同后辈来往的书札中，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文艺见解。
他早年随苏洵出三峡，下长江，受自然景物的激发，跟苏辙写诗唱和，就认为诗文创作要象山川的云兴雾起，草木的开花结果，是由内容充实郁勃而自然表现出来，不是文章的工拙问题（《江行唱和集叙》）。
后来反复强调“辞达”，说：“辞至于达，足矣，不可以有加矣。
即重视文章表达思想内容的本身作用，而没有象道学家那样把文章仅仅作为载道或明道的工具看。
他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
这又注意到文艺本身的美学价值，跟王安石仅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装饰品不同。
那么怎样才能辞达呢？这就是他说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够表现事物特征的神妙之处。
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于口与手”。
他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
这里首先要求作者认真观察、研究描写的对象，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征，同时还要求作者有熟练的艺术技巧，在写作时能够得心应手，左右逢源，象他说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
（何蓬《春绪纪闻》引苏轼语）他晚年形容自己写作诗、赋、杂文时的情况是“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
（《答谢民师书》）即从不同的内容出发，自由表达，摆脱种种形式上的束缚。
它是苏轼在文艺创作上长期刻苦锻炼，不断总结经验，逐步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转化的心得体会，对我们今天克服种种形式主义的文风还有一定启发。
由于苏轼阅历的丰富和学问的渊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种种限制，力求自由而准确地表达他所要表达的意境，这就使他的文章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见《文说》），而，“文理自然，姿态横生”（见《答谢民师书》），把韩愈、柳宗元以来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发挥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时形成了他自己独特的文章风格。
苏轼的散文向来同韩、柳、欧三家并称。
他的政治论文如《策略》、《策别》、《策断》里各篇，从儒家的政治理想出发，广引历史事实加以论证，精神上继承了贾谊、陆赍的传统；而文笔纵横恣肆，又显见《战国策》的影响。
贾宜纵览战国秦汉之际的历史发展，深究治乱的根源，对汉朝的政治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到北宋时期，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历史经验更丰富了。
苏轼从小读书就“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见《上韩太尉书》），他在仁宗末年所进策论，对当时封建社会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和各个问题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是确有所见并提出自己的对策的。
他认为“当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内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
西戎北胡不足以为中国大忧，而其动也有以召内之祸。
内之民实执存亡之权而不能独起，其发也必将待外之变”（见《策断二十三》）。
基于他对当时政治的这种认识，他对内主张行宽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对外主张“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从而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权。
这随贾谊《陈政事疏》的精神一脉相承。
他的历史论文如《平王论》、《留侯论》等是政治论文的另一表现形式。
《平王论》反对举寇迁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积极的影响。
由于阶级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读书，专为应举，“不能晓习时事”（见《上韩太尉书》），他早年的进策和史论，议论多流于空泛，同时表现他政治上的保守态度，如在《劝亲睦》主张恢复小宗来劝导人民亲睦，在《武王论》里以汤武革命为非圣人，在《商鞅论》里以商鞅变法为破国亡家之术等。
至于他说范增和义帝有君臣之分，应为义帝诛项羽，说诸葛亮只要费数十万金，就可以离间魏国的君臣，举兵灭之，更是不审察情势，大言欺人的书生之见。
他这部分文章虽内容没有什么特别可取，而在写作上善于随机生发，或翻空出奇，对士子的科场考试颇有用处，因此从北宋中叶以来，一直成为应举土子的敲门砖。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莱羹”（见陆游《老学庵笔记》），这四句秀才们的口头禅就是这样来的。
后来他在实际政治中受过较多的锻炼，逐渐改变纵横家的习气。
他在元佑、绍圣间针对具体政治问题写的奏议，如《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奏浙西灾伤第一状》等，议论切于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陆贽。
苏轼集中的书札、杂记、杂说、小赋等，大都夹叙夹议，随笔挥洒，表现了作者坦率的胸怀，也表现他对人生对文艺的见解和爱好，成就远在他的政治论文之上。
他在《传神记》里记僧惟真画曾鲁公像，初不甚似，经过细致观察，于眉后加三纹，就十分逼真，说明细节真实对于传达人物神情的重要性。
他在《书吴道子画后》里说画家要“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艺术的规律，又要有创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为规律所束缚；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笔墨之外，表现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说的“妙理”。
这些见解虽是就绘画说的，其他艺术部门也可以相通，对我们今天还有启发。
他在黄州写的《答秦太虚书》、《答李端叔书》，在惠州写的《答参寥书》，谈生活、谈文艺、谈谪居时的心境，都比较亲切有味，而没有在语言文字上装腔作势。
它不但摆脱汉魏以来辞赋作者“以艰深文其浅陋”的文风，同时避免了韩愈以来古文家“力去陈言夸末俗”的矜持习气。
这不仅决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养，同时和当时社会文化的普遍高涨，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广泛应用有关。
他的《与可画芫菪谷偃竹记》写出了“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文艺见解，回顾了他和文与可的往来唱和，表现他们的坦率而富有风趣的性格。
在这六，七百字短文里有诗、有赋、有书札、有叙事、有议论，好象随笔所至，漫无边际，然而它依然有个中心内容，一意贯注到底，那就是表现他们向来交情的亲厚，以及他见到这幅遗作时对文与可的深沉悼念。
他的《赤壁赋》以诗一样的语言抒写江山风月的清奇和作者对历史英雄人物的感慨。
又通过客与主的对答，水与月的譬喻，探讨宇宙与人生的哲理，表现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时的苦闷心情和当他从庄子、佛家思想出发观察宇宙人生时的洒脱态度。
篇中的主客实际代表作者思想的两个方面，他仍然沿用赋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从内容到形式，都更象—首美妙的散文诗，完全摆脱了汉赋板重的句法和齐粱骈俪的作风。
苏轼自说少年时读书，每一书分作数次读，一次只注意某一方面的问题，如第一次只注意兴亡治乱的问题，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问题。
他对历史上的重要著作都这样分门别类地掌握了它的内容，当他临文时不论遇到哪一方面的问题，都可以联想起他过去的学习心得加以发挥。
他自称这是“八面受敌”的方法。
他早年写的议论文，每提出一种意见，都能联系古今史实和前人论著，反复加以说明，看出他这方面的工夫。
然而这仅仅是他文章基础的一个方面，这方面的基础使他的散文具有丰富的历史内容，“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见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却还不能说明他的“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的艺术特点。
苏辙说他少年时读《庄子》，感叹地说：“吾昔有见于中，口不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见《东坡先生墓志铭》）庄子文章表达的自由、联想的丰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早年写的《中庸论》里已看出它的影响。
后来他到汴京应试，在《行赏忠厚之至论》里说：“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
奉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
用以说明法官要严格执法，而君主要宽厚爱人。
考取后他去谒见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问他见于何书，他说：“何须出处？”当然，在政论文里虚构历史事实是不允许的；然而这也正好表现他要求摆脱史书的束缚，更自由更大胆地表达意象的创作精神。
谪官黄州以后，他阅历更广，学问的积累更丰富，对现实的体察也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广阔的境界里驰骋自由的联想和曲折无不尽意的笔力，庄子文章对他的影响就更其显著了。
苏轼的父亲苏洵，号老泉，著有《嘉祐集》，弟弟苏辙字子由，著有《乐城集》，也以散文著称。
后人合称三苏。
──选自《中国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