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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实秋先生是中国现代杰出的散文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在家庭教育方面，梁先生也不乏可圈可点之处。
教育子女的问题，梁先生在《孩子》一文中说得最是透彻。在他看来，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正确的引导。实际生活中做父母的大多溺爱孩子，他甚至略带调侃地新解“孝子”。说从前的孝子是孝顺父母，如今的“孝子”是“孝顺孩子”，“孩子是一家之主，父母都要孝他”。在文中，梁先生说见过不少孩子，“鼓噪起来能像一营兵;动起武来能像械斗;吃起东西来能像饿虎扑食;对于尊长宾客有如生番;不如意时撒泼打滚有如羊痫，玩得高兴时能把家具什物狼藉满室，有如惨遭洗劫”，明显，这是没有教养的外在表现。梁先生以为这是做父母的片面理解“发展个性”，觉得“凡是孩子的意志，为父母者宜多方体贴，勿使稍受挫阻”造成的。以致“幼有神童之誉，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乃与草木同朽”成了“可以普遍应用的公式”。这是家庭教育的失败，父母应该自责。
错误的教育方式已是不堪，盲目的乐观更是推波助澜。梁先生指出有些父母，“孩子才能骑木马，父母便幻想他将来指挥十万貔貅时之马上雄姿;孩子才把一曲抗战小歌哼得上口，父母便幻想他将来喉声一啭彩声雷动时的光景……”这种盲目的乐观势必形成较高的期望值，甚至把孩子当做神童来教，不毁了孩子才怪呢。
在生活中，梁先生是个慈父，他在给小女儿文蔷的信中曾说：“周作人说过一句话，‘五伦其实只有朋友一伦而已。’我深以为然。”也就是说，梁先生在教育孩子时，是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是作为共同提高的朋友劝勉的。他的小女儿文蔷回忆，梁先生“无为而治”，喜欢通过讲故事渗透做人的道理。不过，他的大女儿文茜回忆过一件事反映了梁先生家教的另一个侧面，惩罚也是一种家教方式。她说，有一次她在雪白的墙壁上用毛笔画了个大大的黑十字，非常刺眼。父亲看到了，很是生气，不仅用竹手杖打了她，还罚跪了好长时间。从此，她始终不敢在墙上题xx到此一游的墨迹，“看到别人乱涂，也会下意识地想到父亲的竹手杖。此之谓家教。”她对父亲的责罚丝毫没有怨言。难怪梁先生在《孩子》一文中提到约翰逊博士主张不废体罚，其妙处在于直截了当。
体罚在今天是个令人谈之色变的词，我们似乎忘了合理的惩罚本来也是教育的重要手段。教育家马卡连柯就曾经说过：“凡是需要惩罚的地方，教师没有权利不惩罚，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是一种义务。”惩罚会让孩子明白是非曲直，知道犯了错误就要承担责任。学校教育如此，家庭教育亦然。
成功不可复制，但成功的家教总有值得别的家庭借鉴的地方，梁先生的家教理论与实践值得每一位父母探究，取其精华为我所用。
我的父亲梁实秋
少年梁实秋
多少年来，我始终忘不了那个场景：1982年夏，父亲最后一次到西雅图来探望我，有一天，父亲坐在书桌前，我斜倚在床头，夕阳从白纱窗帘中照进来，屋子里显得很安静，但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感觉又有那么一点点凄凉的味道。我当时正处于博士论文的最后阶段。
“我发誓，写完这篇论文，一辈子再也不写文章了。”我有些发泄地抱怨。
“不行，你至少还得再写一篇。”父亲很平静地回答我，好像在凝视很远的一个地方，片刻，他说：“题目已经给你出好了。”
“什么题目?”
“梁实秋。”父亲直视着我，慢慢地说出了这三个字。
我立刻明白了父亲的意思，一时无法控制自己，失声痛哭起来，而父亲也没有再说一个字，只是默默与我一起掉泪。
我明白这是父亲对我的最后期待。我明白，他是希望我这个小女儿来写一个生活中真实的父亲，不是大翻译家，不是大学者，而就是一个普通的“爸爸”。
父亲祖籍浙江余杭，1903年生于北京。祖父梁成熙是前清秀才，同文馆(注：清朝政府于1862年末在北京设立的用于培养外交和翻译人员的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新式学校)英文班第一班学生。家境还算优越，所以可以不仕不商读书为乐。
梁家是一个传统的中式大家庭，父亲很小的时候，祖父便请来一位老先生，在家里教几个孩子，后来又将父亲送到私立贵族学校，这些都为父亲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很多读者都喜欢他的《雅舍小品》，我想原因之一就在他把文言和白话结合在一起，既清新雅致，又有幽幽古意，用典多而不生涩。
父亲14岁，祖父的一位朋友劝告他投考清华。虽然同在北京城，但在那时是一个重大决定，因为这个学校远在郊外，而且在这个学校经过8年之后便要漂洋过海背井离乡到新大陆去求学。
我想清华8年对父亲一生的影响是持久而深远的。清华那时叫“清华学堂”，这所留美预备学校，完全是由美国人进行的西式教育，所以在课程安排上也特别重视英文，上午的课，如英文、作文、生物、化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一律用美国出版的教科书，一律用英语讲授——林语堂先生还曾教过父亲英文;国文、历史、修辞等都放在下午，毕业时上午的课必须要及格，而下午的成绩则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所以大部分学生都轻视中文课程，但因为父亲一直很喜欢中国古典文学，所以下午的课他也从不掉以轻心。
在清华上学时，父亲与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是同班同学。梁思永、梁思忠也都在清华。毕业前一年，他们几个商议请梁启超来演讲。当天梁启超上讲台时，开场白只有两句，头一句是：“启超没有什么学问——”眼睛向上一翻，又轻轻点一下头：“可是也有一点喽!”演讲的题目是《中国韵文里表现的情感》，父亲回忆说，梁先生情感丰富，记忆力强，“用手一敲秃头便能背诵出一大段诗词”;讲到动情处，悲从中来，竟痛哭流涕不能自已。父亲晚年回忆，他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就是被这一篇演讲鼓动起来的。
清华对体育特别重视，毕业前照例要考体育，跑步、跳高、跳远、标枪之类的父亲还可勉强应付及格，对他来说，最难过一关是游泳。考试那一天，父亲约好了两位同学各持竹竿站在泳池两边，以备万一。他一口气跳进水里马上就沉了下去，喝了一大口水之后，人又浮到水面，还没来得及喊救命，又沉了下去……两位同学用竹竿把他挑了起来，成绩当然是不及格，一个月后补考。虽然苦练了一个月，补考那天他又开始一个劲地往下沉，一直沉到了池底，摸到了滑腻腻的大理石池底，好在这次稍微镇静些，在池底连着爬了几步，喝了几口水之后又露出水面，在接近终点时，从从容容地来了几下子蛙泳，把一旁的马约翰先生笑弯了腰，给了他一个及格。父亲后来回忆，这是他毕业时“极不光荣”的一个插曲。
负笈美国
1923年8月，清华这一级毕业生有60多人从上海浦东登上“杰克逊总统号”远赴美国。
其实父亲对去美国并不是那么热衷，一是因为那时他已经与母亲偷偷恋爱;二来对完全陌生的异域生活多多少少会有些恐惧心理。闻一多是父亲在清华时结识的好友兼诗友，未出国时两人还商量，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结果比父亲早一年去美国的闻一多先生，来信第一句话便是：“我尚未被汽车撞死!”随后劝他出国开开眼界。
我从小就知道闻一多是父亲的好朋友。因为他老提闻一多，还喜欢说些和闻一多在美国时的趣事。1946年夏，父亲在四川北碚的雅舍获悉闻一多遇刺，他当时的悲恸让我终生难忘。
在那艘开往美国的轮船上，除了清华这批学生外，还有来自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和谢婉莹(冰心)。冰心当时因为《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在全国已经很有名，而父亲此前在《创造周报》上发表评论，认为那些小诗理智多于情感，作者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
结果文章发表后没几天，他们就在甲板上相遇。经许地山介绍，两人寒暄一阵，父亲问冰心：“您修习什么?”“文学。你呢?”父亲回答：“文学批评。”然后就没话说了。
因为旅途漫长，不晕船的几个人，父亲、冰心、许地山等人兴致勃勃办了一份壁报。张贴在客厅入口处，三天一换，报名定为“海啸”。冰心的那几首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就在这时候写的。冰心当初给父亲的印象是“一个不容易亲近的人，冷冷的好像要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但接触多了，父亲逐渐知道，冰心不过是对人有几分矜持而已。冰心后来写首小诗戏称父亲为“秋郎”，父亲很喜欢这个名字，还以此为笔名发表过不少作品。
后来成为冰心丈夫的社会学家吴文藻是父亲在清华时的同学，他与冰心、吴文藻的友谊也维持一生。“文革”中，父亲在台湾听说“冰心与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非常悲痛，写了一篇《忆冰心》。文章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父亲写信，告知这一消息是误传，父亲虽然觉得有些过意不去，但总算由悲转喜。
1981年，我第一次回大陆。临行前，父亲嘱咐我替他找三位朋友——冰心、季羡林和李长之。我如愿地找到了前两位，最后一位一直下落不明。是一直留在北京的大姐梁文茜带我见的冰心，当时她正在住院，虽然一直躺在那儿，仍能感觉到她的风度和优雅。我送给她父亲的一本书，我说：“爸爸让我带句话，‘他没变’。”冰心开心地笑了说：“我也没变。”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传达的是什么意思，但我相信，他们彼此都明白那份友谊的力量，是足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
在科罗拉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后，1924年秋，父亲进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那时候在哈佛和麻省理工有许多中国留学生，经常走动。父亲性格温和，朋友很多，他的公寓也成了中国学生活动的中心之一。有一次父亲正在厨房做炸酱面，锅里的酱正噗哧噗哧地冒泡，潘光旦带着三个人闯了进来，他一进门就闻到炸酱的香味，非要讨顿面吃，父亲慷慨应允，暗地里却往小碗炸酱里加了4勺盐，吃得大家皱眉瞪眼的，然后拼命找水喝。父亲敢这样恶作剧，也是因为他和潘光旦在清华时就是互相熟识的好朋友。
1925年，中国学生会要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招待外国师友，筹划的责任落到父亲和顾一樵身上。父亲平时就喜欢话剧，他经常和顾一樵省吃俭用跑到波士顿市内的一个戏院里看演出。顾一樵选了明朝高则诚写的《琵琶记》编成话剧，剧本则由父亲译成英文，他还亲自演戏中男主角蔡伯喈，冰心演丞相之女。
上演前，父亲他们还特地请来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指导。这位教授很是认真，演到父亲扮演的蔡伯喈和赵五娘团圆时，这位导演大叫：“走过去，亲吻她，亲吻她!”但父亲无论如何鼓不起勇气，只好告诉那位尽职的导演，中国自古以来没有这样的习惯，导演只好摇头叹息。
动荡岁月
父亲在美国呆了3年，奖学金还没有用完就回国了。他急着回国，是因为我母亲。母亲自幼丧父，和她的叔叔们住在一起，在那个时代，不经媒妁而自由恋爱可是件惊世骇俗之事。眼看年纪一天天大了，家里的叔父张罗要给她定亲，父亲在美国着了急，学习一结束赶紧就回国了。1927年2月11日，父亲与母亲在北京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父亲与母亲在上海生活了3年，父亲教书为生。在上海时，他们与罗隆基、张舜琴夫妇为邻，这对夫妇时常在午夜爆发“战争”，张舜琴经常哭着跑到我家诉苦，每次都是母亲将她劝回去。
那一段时间，父亲与胡适、徐志摩等人过从甚密，都是“新月派”的人，父亲与徐志摩管胡适叫“大哥”。后来各自忙各自的事情，来往不多。父亲也是在那段时间，与鲁迅先生爆发了著名的“论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