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tjxdjx.cn--散文】
老舍早年深受“幽默”这种特殊的艺术的思想表现形式的影响，其小说作品非常契合西方关于“幽默”的观念。
“幽默”(humor)这个词在我们这个时代经常被混同于“滑稽”或“笑话”，被弄得意义混淆了。实际上，它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的思想表现形式，曾激励过一批杰出的英国作家，随后又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外国作家。在中国现代作家中，老舍也许是受其影响的最著名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非常契合幽默的观念。
今天，老舍已成了被研究得最多的中国现代作家之一。从曾广灿搜集、整理的《老舍研究专著、资料专著书目》中，人们可以得到非常深刻的印象①。我们打算先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前的一些重要的老舍研究专著展开评述。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前，中国大陆的老舍研究进展缓慢。因此，这个任务是由居住在中国大陆以外的汉学家们来完成的。那时，有四位学者及其著述比较知名：第一位是波兰学者斯乌普斯基，他的《一位现代中国作家的历程》于1966年在布拉格出版，该专著对老舍长篇小说中的结构、情节和人物进行了分析，研究了对《老张的哲学》产生过影响的各种因素。第二位是美国学者兰比尔·沃勒，他的《老舍与中国革命》于1974年在美国出版。该专著按编年的次序对老舍的长篇小说及一些中短篇小说进行了述评，而以中国的社会—政治形势的分析为其基调。第三位是法国学者保尔·巴迪，他的老舍研究成果丰硕，且以分析中肯及史料丰富而著称。他的研究是从翻译《老牛破车》开始的，其后扩展到作家生平研究，尤其是对“老舍之死”的研究，用功尤深。最后一位是中国香港的胡金佺，读者欣喜地从他的专著中读到了从真正的北京人视角对老舍其人其文所进行的研究②。
除了以上这些主要的研究成果之外，同期还有一些研究工作也值得我们注重。苏联安琪波夫斯基的《老舍的早期创作：主题、形象、题材(1926-1936)》于1967年出版。该专著于1987年被译为中文，改题为《老舍早期创作与中国社会》。日本的老舍研究从40年代开始，截止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大约发表了百来篇论文，大部分都载于权威性的出版物。奥野信太郎、仓石武四郎、波野多太郎这三位也许是在头20年最为活跃的，接着，柴垣芳太郎和伊藤敬一在同一年分别出版了两本传记类著作。此外，藤井荣三郎和大芝孝两位日本学者对老舍的小说和话剧也进行了令人尊敬的研究。
1978年老舍被恢复名誉后，中国大陆的老舍研究才步入真正的研究阶段。事实上，不久便出现了一些足以推动研究进程的可喜的情况。首先，老舍的女儿舒济有系统地重印或再版了作家的著作，在大多数情况下，她是非常慎重地按初版本来重印的。《老舍文集》十六卷从1980年到1991年陆续出齐，从此成为研究者可以倚重的原始研究资料。接着，作家的一些佚文及一些有关作家生平的史料也相继被发现，提供了作家文学世界的更加完整的全景。其中，《小人物自述》、《秦氏三兄弟》、朋友们保存的书信的重新面世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都是人们原以为根本不存在或失而复得的重要资料。同期，老舍的遗孀胡絜青及其子舒乙撰写了很多的回忆文章，非常有助于人们对作家生平及其作品的理解。此外，一些活过了“文化大革命”的著名作家、艺术家如巴金、冰心、曹禺等也纷纷撰写回忆文章，为他们熟识的、热爱的这个“人”提供见证。那时，学院式的研究也有可能进行了。樊骏的著名论文《论〈骆驼祥子〉的现实主义》(《文学评论》1979年第l期)发表之后，文学期刊或大学学报上涌现出了很多的关于老舍及其作品的论文。研究者共同的努力竟形成一时的风尚，以致有人认为老舍研究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科，即 “老舍学”。在公众中随即出现了“老舍热”。1982年在济南召开了第一届“老舍学术研讨会”，次年《老舍研究论文集》出版，收录了二十来篇参会交流的论文。佟家桓的专著《老舍小说研究》也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以后的几年中，又有好几本研究专著问世。最重要的一本无疑是宋永毅的《老舍与中国文化观念》。若干年后，又出现了更多的引人注目的研究成果，吴小美和她的学生魏绍华出版了《老舍的小说世界与东西方文化》，崔明芬出版了《文化巨人老舍》，她们都从老舍的作品中发现了文化人类学因素及其独具的中国文化观念。此外，李犁耘的《老舍在北京的足迹》致力于发掘老舍与老北京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展示了作家作品中出现过的所有地点。更晚一些，李振杰在《老舍在伦敦》中对作家曾居留了近五年之久的伦敦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兴趣。
此外，有助于研究工作的工具书也在精心地制作着：第一本应该是曾广灿与吴怀斌合编的《老舍研究资料》，该书不仅搜集了对研究者极有帮助的研究作家的文章，而且还编制了十分详尽的研究文章的目录;第二本是曾广灿的《老舍研究纵览》，对1929-1986年间的国内外的老舍研究进行了述评。在1985年至1989年之间，出现了三本传记类著作：王惠云和苏庆昌合著的《老舍评传》、郝长海和吴怀斌合著的《老舍年谱》及甘海岚独撰的《老舍年谱》。第一本是论著，其余两本实际上都是作家生平及作品出版时间的记录，按照年代编次。甘海岚的那本“年谱”也许对非专家的读者最为实用，读者几乎总是可以从中找到作家某部作品的简明的介绍，有时甚至能找到有用的引文。而当人们发现北京方言对《骆驼祥子》作者的重要性时，杨玉秀编著的《老舍作品中的北京话词语例释》便适时面世了，这本独特的小辞典对老舍在作品中常用的一些表达进行了诠释。
拓展：
老舍旅美
1946年年初，在重庆北碚写作的老舍忽然接到美国国务院的讲学邀请函，同受邀约的还有著名戏剧家曹禺。
在启程之前，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上海电影戏剧协会、美国驻华大使馆等分别在重庆、上海两地，为老舍与曹禺饯行。张治中将军也设宴相送，周恩来、冯玉祥、郭沫若、冰心均到场。周恩来说：“去吧，去为中国人争口气吧。去把中国文艺特别是抗战文艺，展示给世界。”
3月5日，老舍和曹禺乘船离开上海，经过两周多的海上漂泊，3月20日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西雅图。接下来的大半年时间里，他们访问了美国的多个地方，甚至还到了加拿大。
老舍走到哪儿，就把中国的进步文学宣传到哪儿。为方便美国听众理解，老舍将鲁迅同高尔基相比，说鲁迅在中国文坛的地位，类似高尔基在苏联文学中的地位。
1946年6月，老舍(右一)和曹禺一行来到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讲学，闲暇时与朋友合影留念。照片从右至左依次为：老舍、曹禺、汉斯、陈士襄夫人、陈士襄等。
行至华盛顿，老舍一行受到了国家贵宾级的礼遇，不仅有外交部的专人接待，而且还被安排在舒适豪华的来世礼宾馆下榻。当时，英国首相丘吉尔也正住在这所宾馆内。
9月，老舍与曹禺在纽约被邀请到萨拉托加-斯普林一处叫雅斗的大花园暂住一个月。这里是专门用来接待各国艺术家的场所。老舍在这里认识了许多朋友，如当时正在撰写《朱德传》的史沫特莱，日本友人石垣绫子等。
在来美之前，老舍的《骆驼祥子》已被译成英文版在美国出版发行。然而，当老舍看到此书时，却发现书的封面上所画中国人居然还拖着一根很长的辫子;书中内容也有更改，以符合美国公众对于中国认知的习惯心理。
老舍认为，中国的对外宣传不应只停留在政治层面，而应该延伸到文化领域。
来美国之前，老舍对于美国的民主、自由颇多好感。但待久了，老舍的看法也渐渐转变。回国后的1950年1月，老舍在散文《美国人的苦闷》中追述了自己对美国的失望。
1946年年底，讲学规定的时间到了，此时中国国内正经历着内战。老舍经过慎重考虑，决定暂留美国，同时继续完成长篇小说《四世同堂》的写作。曹禺则按原计划回国。
曹禺回国后，老舍少有朋友往来，便一门心思地写起小说来。为此，老舍在纽约租了两间公寓房，终日守坐斗室，进行艰苦的文学创作。
从1947年到1949年，老舍写完了《四世同堂》的第三部《饥荒》，还创作了长篇小说《鼓书艺人》。同时，为了扩大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老舍还把自己的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文出版。
多年的颠沛流离、营养不良，使老舍身体落下了许多病根，头晕腹痛成了家常便饭。1948年年底，老舍的坐骨神经病开始发作。拖到1949年4月，老舍住院接受治疗。1949年6月，老舍身体好转，而此时中国革命形势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局势逐渐明朗，老舍的心情自然舒畅起来，打电话邀约日本朋友到其公寓吃饭。在吃饭时，老舍感慨地说道：“不管遭遇到什么苦难，我仍是中国的作家……耳畔消失了华语乡音，我就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
1949年12月9日清晨，在天津大沽口的一艘客船上，被誉为“人民艺术家”的老舍，终于得归故土。近四年的旅美生涯，带给老舍的是一言难尽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