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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老先生的寓所在北大未名湖畔朗涧园13号。他家里除了书，便没有更多的空间了。他是为书而生，为知识而活的人。
季羡林是著名的语言学教育家、国际知名的印度学专家和东亚最杰出的梵文学者。除著有大量的专业论著外，他还翻译过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罗摩衍那》和梵文作品《沙恭达罗》、英文作品《家庭中的泰戈尔》、德文作品《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他曾担任过30年的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5年的北京大学副校长，还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
近年，季羡林先后出版了《季羡林文集》24卷、《季羡林散文全编》5卷、《季羡林文丛》4卷、《当代学者自选文库季羡林卷》，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参编了十余部著作。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1911年8月6日，季羡林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官庄。当时刚刚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各地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季羡林家是全村最穷的。6岁那年，季羡林离开故乡和父母，投奔到在济南谋生的叔父那里。叔父望侄成龙，先安排季羡林在一个私塾里学习;后又把他送到一家公立小学念书。小学校长是维新人物，国文教材改用白话。一天，叔父翻看季羡林的课本，见有一篇课文叫《阿拉伯的骆驼》，是带有讽喻性质的寓言故事，孩子们都爱看。叔父是个守旧的人，认为骆驼怎么能说人话?他勃然大怒，愤愤然说，学校教些啥名堂。
儿时的季羡林是一个天性纯朴、混沌未开的顽童。正经八百的经、史、子、集怎能让一个活泼好动的儿童感兴趣?那太枯燥也太深奥晦涩难懂了。看小说倒是一大嗜好，《西游记》、《三国演义》、《彭公案》、《济公传》等等一古脑儿都看完了。《红楼梦》太深太奥妙，林黛玉整天哭哭啼啼，少年季羡林不喜爱，因而看不下去。
学习英文，从小学开始。英文这种弯弯曲曲像蚯蚓爬过的痕迹一样的文字，让他觉得不可思议。不过越是神秘的东西对季羡林就越有吸引力，这东西日后竟然成为他工作中离不开的工具。
1926年，15岁的季羡林初中毕业，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第一学期考了一个甲等第一名，平均分数超过95分，受到了时任山东大学校长、前清状元王寿彭的嘉奖。王寿彭亲自写了一副对联和一个扇面奖给这个甲等生。
高中三年，六次考试，季羡林考了六个甲等第一，这在当时被传为美谈。1930年，季羡林高中毕业，到北平投考大学。须知，当时考一个名牌大学竞争非常激烈，而录取率又很低。季羡林只报了北大和清华，结果两所著名学府都考上了。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清华，在西洋文学系专修德语。求学清华期间，季羡林参加了赴南京要求国民政府抗日的请愿行动，还到农村去宣传抗日爱国。1934年，季羡林大学毕业后回到济南，在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执教。时隔不久，他又得到一个机遇。清华大学与德国方面签订了交换留学研究生的协定，他报名应考被录取了。1935年的秋，他去了德国哥廷根大学，开始了长达11年的留学生活。
在德国，季羡林师从国际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学习梵文，又师从国际著名吐火罗文学者西克教授学习早已灭绝的古代西域少数民族语言吐火罗语，还学习了巴利文、阿拉伯文和俄文。1941年，季羡林通过论文答辩和口试，以全优成绩获哲学博士学位。
1945年秋冬之交，季羡林告别恩师去了瑞士。有关人士让他在那儿教书，但他念及家中妻儿在战乱中尚需扶助，便取道法国、越南、香港，于1946年夏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未名湖畔近六十载
1946年秋，季羡林经著名学者陈寅恪的推荐，受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重托，着手创办北大东方语言文学系，并任系主任。
季羡林忘我地献身学术研究，在归国后的3年时间里，写了40多篇文章，“有13篇学术论文自觉满意”。1956年，季羡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文革”中，季羡林挨批斗，遭毒打，最终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关进“牛棚”。他不堪忍受那残暴的批斗与羞辱，在生与死的抉择中决意自杀。他反复思索种种自杀方式，最终选定吃安眠的药。正当他要实施时，突然被揪去批斗，狠打暴踢，鲜血流淌，他的思想却发生了变化：“我也挺过来了”，“还是活下去吧”。为适应不断的批斗，他每天站在自家阳台上进行“批斗锻炼”：“低头弯腰，手不扶膝盖，完全自觉自愿地坐喷气式”，“还在心里数着数，来计算时间”。这种被逼无奈的痛苦锻炼，显示了季羡林的坚韧不屈的意志和忍辱自强的精神。
“文革”后期，季羡林偷偷地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他先把原诗译成白话散文，然后反复推敲改成四行一韵的诗句，历经5个寒暑，终于把长达8万行的《罗摩衍那》译成中文，为中国翻译史和中印文化交流史建造了一座丰碑。
改革开放新时期，季羡林激情焕发，辛勤著述，在学术上接连丰收，硕果累累，在量和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此前的四五十年。他在中国文化研究、比较文学、东西文化交流、梵语与佛教史研究等十多个学术领域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建树了功绩。
季先生在北大一呆就是一辈子，教书育人桃李遍天下。北大为他安排有新宅，可他喜旧厌新，反而择陋而居。
季羡林自称是“老北大”，在他已走过93年人生旅途中，有58年是在北大度过的。他无时不在关心着北大。他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心声：“我在北大这样一所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学府，真正是如鱼得水。”“这才真正是我安身立命之地。”“我身上的优点不多，唯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我将来变成了灰，我的每一粒灰也都会是爱国的。”“以我这样一个怀有深沉的爱国思想的人，竟能在有悠久爱国主义传统的北大几乎度过了我的一生，我除了有幸福感外，还有什么呢?还能何所求呢?”这肺腑之言，充分展现了季老对祖国的忠诚与爱，对北大永不磨灭的丝丝情怀。
早已被人们，淘汰的蓝色涤卡料中山服，是季羡林的“当家制服”。除了最炎热的夏季，他总是这一袭装束，脚上穿的则是圆口布鞋。即使出国讲学、访问，也不过是许多年前做的毛料西服，许多地方都被虫蛀了。
季羡林为人朴素，以致常被人误以为是校工。有一次，一位刚来校报道的新生，就将行李撂在这位“老头”面前，要他看管好。老者忠实地看护新生的行李，待新生返回拿行李时，已是两个小时以后。开学时，“老头”走上主席台发表演讲，这位新生才：发现，原来自己唤来看管行李的“老头”竟是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
季老对佛学有精深的研究，认为要多做善;事，特别是对刻苦钻研学术的学子们。每每有年轻人请他斧正文稿、撰拟序言时。他总是百忙中应允。
季羡林担任副校长时，行政事务繁冗，有时居民楼断水也要找他解决。由于他声名在外，造访者终日络绎不绝。来者中有虚心请教学问的，但也不乏拉大旗做虎皮之徒，有时还会碰到气功师之类跑来请他做顾问。真是三教九流，无奇不有。
季羡林每天早晚在未名湖畔都要走上几圈。春暖花开之时，望着自己从洪湖带来的荷花籽在湖中一隅盛开被赞誉为“季荷”的荷花时的心中便充满了惬意。
北大教授袁行霈是这样评价季先生的：“和他在一起，矜可平躁可释，一切多余的雕饰的东西都成为不必要的了。先生就是集中了朴实美德并展现了朴实力量的典范。”
对夫人的感情很深
生活中的季羡林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是一位对师长、对亲人、对朋友、对孩童充满爱心的人，是一个性情中人。
季羡林的生命中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夫人彭德华，一个是伊姆加德。
季羡林在德国留学时，恰遇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的德国，生活条件非常艰苦，时常吃不饱肚子。他的博士论文是在飞机的轰鸣声中饿着肚子完成的，写完之后却没有钱打印出来，多亏一位名叫伊姆加德的德国女孩的热情帮助。
伊姆加德会打字，自己有打字机。季羡林用德文写的论文，因为反复修改，很乱，还有一些稀奇古怪的字，打字量也很大。对伊姆加德来说，他的论文如同天书，因此，伊姆加德打字时，季羡林必须坐在旁边，以备咨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季羡林几乎天天晚上都到她家去，深夜后才摸回自己的住处。
伊姆加德家与季羡林在同一条街上。20多岁的季羡林年轻英俊，身材高大，待人谦和，彬彬有礼，又说得一口流利的德语。伊姆加德的家人很快就喜欢上了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
随着交往的日渐增多，伊姆加德对季羡林产生了强烈的感情。西方少女不像东方姑娘那样含蓄，伊姆加德非常大胆，她多次向季羡林表白。
他们时常一起去林中漫步，去电影院看影片，去商店里买东西。两人并肩而行，笑语温馨，走遍了哥廷根的大街小巷。每次见面，两人都沉浸在幸福之中。伊姆加德美丽的姿容、悦耳的语声、嫣然的笑容，使季羡林感到一股股暖流在全身涌动。
伊姆加德家有事儿，必定邀请季羡林参加。特别是伊姆加德的生日，季羡林更是必不可少的客人。每逢季羡林到她家，伊姆加德总是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满面笑容，格外热情。伊姆加德的母亲在安排座位时，总让季羡林坐在女儿的身边。老两口对这位未来的“东方女婿”非常满意。伊姆加德有个活泼可爱的妹妹，和季羡林很谈得来，也非常喜欢这位“东方姐夫”。后来，季羡林经过痛苦的内心冲突作出抉择：为了不伤害别人，只好克服自己，让正在燃烧的爱情之火熄灭。1945年10月，他怀着遗憾和怅惘离开了德国。其实，季羡林在离开德国之前，英国剑桥大学曾高薪聘请他，他完全可以带上伊姆加德去英国的，可他没去。他说：“当时如果去英国，对于我个人来说，确实不失为一个很好的选择，既可以进一步深造，又可以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我不能去，我不仅热爱自己的祖国，而且德华(家中的原配妻子)是再好不过的人了，我很尊敬她，所以我一定要回国。”
对于这段难忘的岁月，季羡林曾在当时的多篇日记中有过记述，如1945年9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吃过晚饭，7点半到Meryer家去，同Itmgard打字。她深情地劝我不要离开她，不要离开德国。她今天晚上特别活泼可爱。我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但又有什么办法?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是不配爱她这样美丽的女孩子的……”这段日记，是当时季羡林情感世界的真实记录。
1983年，季羡林重返德国，又回到当年生活了整整10年的哥廷根城，街道依旧那么整洁、干净，伊姆加德家原先居住的房子，已变成了新修的高楼大厦，季羡林站在那里，久久地不肯离去，心里念叨着伊姆加德的名字。
季羡林多方打听，可是没有一个人能向他提供任何有关伊姆加德的信息，他感到非常失望。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令他感慨万千：“如果她还在世的话，恐怕也是耄耋之年了。而今我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够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值得庆幸的是，恩师尚在，当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得知最优秀的弟子要来的消息后，每天端端正正地坐在圈椅上，望眼欲穿地等待着。当季羡林出现在他的面前时，老教授瞪着慈祥的双目瞧着季羡林，满是怜爱。
耄耋之年，季羡林仍在深深地追念着伊姆加德。1991年，季羡林在长篇回忆录《留德十年》中，首次
披露了他与伊姆加德这段鲜为人知的爱情经历。盛传，有海外读者读了他的《留德十年》后，被书中的爱情故事所感动，专程赴哥廷根遍寻伊姆加德的下落，最后终于找到了她。伊姆加德满头银发，精神矍铄，风韵犹存。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伊姆加德终身未嫁，而那台老式打字机依然静静地搁在书桌上，桌子抽屉里，是当年季羡林用过的和没用过的许多纸张。
季羡林的原配夫人叫彭德华，生于1906年，比他大5岁。当然，他与彭德华不可能像今天的年轻人一样自由恋爱，双方都是“媒妁之言，父母包办”。据说，季羡林的老家旧社会娶媳妇的风俗是“女大三，抱金砖”，所以季羡林的父母特意给儿子娶了个大5岁的媳妇儿。
季羡林一生坎坷，二战时，他滞留德国长达10年之久，与夫人彭德华音讯不通，前途渺茫。回国后夫妻二人又长期分居，天各一方，妻子老小在山东老家，他一人在北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遭到巨大冲击，受到许多非人待遇。在日子最难熬的时候，彭德华来到了他身边，陪伴他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
粉粹“四人帮”后，落实政策，一家人总算过上了家的日子，但此时的季羡林已是年过花甲的人了。季羡林抓紧时间做学问，在家里，他基本上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除了做学问，什么都不管。夫人彭德华承包了家里的一切。
1994年春，88岁的彭德华去世了，这对季羡林是非常大的打击。如今，他时常会望着夫人的照片泪水纵横，他怎能不流泪呢?几十年前，为了祖国，为了妻儿，他毅然放弃国外的种种诱惑，学成回国，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夫人却先他而去。
季羡林说，彭德华是一位道德完善的超一流女性，上对公婆尽了孝道，下对子女是一位慈母，中对丈夫绝对忠诚，是一位极为难得的孝顺媳妇，贤妻良母……他说，蹉跎岁月，到现在唯一留下的只有两部分，一是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一是保留了人世间最美好的真情实感在心中。
淡泊明志 宁静致远
季羡林不喜欢拜访人。这是他的一个怪癖，怎么都改不了。不过因为天生的为人朴厚，所以他依然交游满天下。
季羡林与著名诗人臧克家上世纪40年代即在上海相识，因为大家同为山东老乡，在60余年的时光里，两人交情莫逆，非比寻常。但两人的交往没有一点功利目的，一如古人所言，是那种“君子之交淡如水”的交往。
这一点，从如下小事上可以得到印证。臧克家有个女儿叫苏伊，先前在一家工厂上班，因不堪工厂噪音，托季羡林给换个工作。当时季羡林已“贵”为北大副校长，按理说，北大机构庞大，事务繁杂，季羡林想在学校安排个把人，是小事一桩。
当时，季羡林满口答应老友的嘱托，叫苏伊来考试。不久，臧克家的夫人郑曼带着女儿来了。苏伊原以为不过是走走形式。谁知来了才知道要考的竟是《大唐西域记》。这样一部艰涩的古文经典，即使是许多大学毕业生都应付不了，苏伊是高中毕业，只好知难而退。
臧克家并未因此心生芥蒂，仍一如既往地与季羡林唱酬往返。当季羡林从北大副校长任上荣退时，臧克家还特意写信致贺，为老友有更多时间用于钻研学术而高兴。
有一年冬天，臧克家生病住进了协和医院，季羡林不顾寒冷，一定要到医院去看望。一到臧克家的病房，臧克家便兴奋地从床上坐起来，握住他的手，似乎忘了自己正在生病。2004年春，臧克家不幸仙去，季羡林闻知，悲痛万分并亲书挽联。
季羡林与胡乔木是清华时的同学。他读西洋文学系，胡乔木学的是物理。两人保持了几十年的友谊，但季羡林从不主动到胡家走动。有一回，胡乔木想让他陪自己到敦煌看看，都被季羡林婉言谢绝了。季羡林并非不想去敦煌，而且以胡乔木的身份，绝对可以见到很多常人不能见到的敦煌密藏，这于自己的研究大有裨益，但季羡林不习惯于中央大员出行时的那种扈从如云的派头，更瞧不惯某些人的一些作法，所以他婉拒了胡乔木的盛邀。
交游几十年，季羡林只是在胡乔木病重住院时，到医院去看望过一回，倒是胡乔木到他府上拜访过多次，有时还携夫人同行。
“平心而论，乔木虽然表面上很严肃，不苟言谈，他实则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正派的人，一个感情异常丰富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60年的宦海风波，他不能无所感受，但是他对我半点也没有流露过。我想，他肯定知道，我根本不是此道中人，说了也是白说。”这话言于胡乔木逝世之后，可以看作是季羡林对胡乔木的定论，亦可以看作是他对自己与胡乔木关系的总结。就季羡林对待朋友的态度，或许可以用诸葛亮的两句话作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时间只按分钟计算
著作等身、驰名中外的季羡林，依然思想活跃、笔耕不辍。关于时间，他是这样解释的：“时间就是生命，这是大家都知道的道理。而且时间是一个常数，对谁都一样，谁每天也不会多出一秒半秒。对我们研究学问的人来说，时间尤其珍贵，更要争分夺秒……在飞机上、火车上、汽车上、甚至自行车上，特别是步行的时候.我脑海里更是思考不停。这就是我所说的利用时间的‘边角废料’。积之既久，养成‘恶’习。”“老年人注定要寂寞，要孤独，这是人间正道。我不想例外，也不能例外。”
高龄的季羡林仍旧很忙。他的时间只能按分钟计算，他的一分钟价逾“寸金”。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下楼散步一会儿，回来吃早点，接着就是写作，有时一个上午要写几篇短文，全国几十家报刊等着他的稿子呢。他的写作常被电话打断，一般是秘书替他接电话，可是有一些是他非接不可的，比如北大的一些大型活动安排，比如请他作报告的题目，于是他很可能是写十几分钟，就要接几分钟的电话。而他又觉得写小文章不过瘾，一两万字的文章他用几个上午就可以搞定。去年他一连写了好几篇近万字的论文，都在《文学评论》最重要的位置发表。写到中午，他会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就是接待来访的客人。有的是校领导来商量事情，有的是国家学术委员会来请教高等教育的问题。还有学生要来看他，下级要来看他，这些都是推不脱的，他都要认真地接待。
任继愈曾幽默地说，季先生是“操非中非西之术，治不古不今之学”。季羡林在国际上的学术声望甚高，北大安排的不少国际化的学术活动，有许多国际友人向他请教中国的问题。他是个杂家，也是个通才，有问必答。他又是个新闻人物，他不愿封闭自己，有求必应，于是他常拿出下午的半个多小时来接受各路媒体的采访。他的出镜率很高，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自不必说，一些地方省台也找上门来。他从来不怵镜头，在镜头前更能刺激他谈话的欲望，他妙语叠出，而且带着手势，生动可爱，怎么都不像90多岁的老人。有时他为了能与来访者多淡一会儿，甚至憋一个下午不上厕所。
晚上，他也会看一会儿电视新闻。看到贪官被曝光，他会骂;看到又有职工下岗了，他会担心;看到哪个地方刮大风或者下大雨受灾了，他会哀叹天道无常。有时看到自己在电视里讲话，他会摇着脑袋说：“讲得不好，话没说到位，形象不够自然。”接下来他会看书，对最新出版的书他都很关注。晚上9点左右他就要上床睡觉。早睡早起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他健康长寿的秘诀之一。他最钟爱的是动画片。从这里，不难看出这位博学的文化老人仍有着一颗未泯的童心。
季羡林这样工作，最着急的是他的家人。不让他工作，毋宁杀了他;让他少写文章，他会说对不起读者;让他不见客，他会觉得对不起朋友;给他增加营养，他会说那是浪费，粗茶淡饭他吃着最香。有一天一量血压，接近200了，家人被吓坏了，让他到医院去做个检查，他却说：“我没有病，即使有病，不看就是没病。”就像他坚持“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学术观点一样执拗。家人所能做的就是把他反锁在屋子里，不让他见客。这时候他喜欢的猫儿就会扑到他身上去，他搂着猫，闭上眼睛，算是休息了。说来也怪，就是这样，他的身体就是好得出奇，精力旺盛得吓人，有时作几个小时的长篇报告，声量不减，回家后还可以接着写作。
季羡林有三个工作室，一个是关于中国古文典籍的，一个是关于佛经经卷的，一个是现代文学的。每工作一段时间就换一个工作间，权当休息脑子。因而，他每天同时从事三种工作，可以同一天交出三篇内容完全不同的文章：有梵语语言学方面的，有中国古典文论的，有随笔散文的。这些文章往往是在从事各种应酬和行政事务时构思好了，回去一挥而就。
季羡林不但精通梵、巴利、吐火罗等古代东方语种，而且精通德语、英语、俄语，并兼史学、民族学、教育学、文学诸“家”于一身。季羡林的道德文章，令人“高山仰止，景云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迄今，著作已逾1300万字，成为罕见的高产学者。
季羡林如今已是九轶老人，但他仍一如既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继续着他的名山事业，“老牛已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对于这样一位国宝级的老人，人们可以表达的，只有两个字：崇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