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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生于1911年,山东省清平县(今临清市)人,自幼家贫,穷得吃不饱饭。
就连一贯治学严谨的季羡林也承认,自己在生活上是个糊里糊涂的人。
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他常说,“人一老,就容易忘事糊涂”。80多岁时,他就感觉到自己的记忆机构在逐渐出现问题,远一些的记忆尚能保存,可对眼前非常熟的人,即使名字“似乎就在嘴边、舌上”,见面时也往往叫不出姓名。
季羡林的糊涂不仅在于越来越模糊的记忆,更在于生活上的许多细节。
凭借从各种渠道赚来的稿费,他从来不会拮据,但几十年来,他的饮食极为简单,例如早餐,永远都是一成不变的烤馒头片或面包、一杯清茶,再加一碟炒花生米。
至于穿,很多人形容季羡林“简直是个清教徒”。他的衣服多是穿过十年八年、或者更长时间的。最极端的例子是,有一件1946年从德国回上海时买的雨衣,他一直穿到了21世纪。
平时,他自称“农民的儿子”,不论寒暑,都是一身蓝色卡其布中山装,一只最简单的敞口式手提包。到了后来,市面上这样的卡其布再也买不到了,季羡林却还是一定要穿这种布料做的衣服,家人只好去一些偏僻的农村寻觅。
抱着“无所谓”的心态,季羡林吃了70多年安眠的药。他说,“每天吃了,每天睡好。睡好了,精神就好了。”他还以自己为案例:“常常告诫医生,当你的病人受失眠之苦时,就放心让他吃安眠的药。”
对吃、穿、健康以及身边很多事情持“无所谓”的态度的季羡林活到了98岁。
对于“糊涂”,季羡林有自己的一套认识。他认为忘事糊涂有好处,毕竟我们活着的地方不是天堂,人生在世的痛苦大过乐趣,所以很多事都要“想得开”――“如果不能‘忘’,那么痛苦就会时时刻刻都新鲜生动。”
在季羡林眼中,糊涂有真假之分――“假糊涂”很“难得”。绝大多数争名争利的人都是“真糊涂”,他们每每尝到一点甜头就忘乎所以,每每碰到一个小钉子便哀叹不已。而世人皆醉唯他独醒的人,在人人都真糊涂时,现实情况迫使他们非得假装糊涂,他们是痛苦的。
季羡林的糊涂究竟是真是假?他承认自己在“文革”期间有过对“文革”和“反右”的错误认识,晚年时期却时时表现出一种超然的道家名利观,似乎进入了一边“假糊涂”,一边追求“真糊涂”的境界。
在这不完满的人生中,也许季羡林的“真糊涂”印证了他仍是一名普通学者,而“假糊涂”则证明了这名学者旷达的大智慧。
拓展:
“农民”季羡林
有一年,一位扛着行李的新生来北大燕园报到,看见一个穿着旧中山装的老头,就请他帮助看一会儿行李,自己去报到。老头没说什么,答应了,老老实实地在那儿守着。9月的北京,天气还很热,旁边有人说:“您回去吧,我替他看着。”可老人说:“还是我等他吧,换了人他该找不着了。”那位学生回来后,老头什么也没说就走了。三天后的开学典礼上,这位学子吃惊地认出了台上的副校长、大名鼎鼎的季羡林教授就是那天帮自己看行李的老头,羞惭地对同学说:“他那天就像个邻居大爷,一点儿也看不出来是季羡林先生。”
魏林海是北京海淀区的一名淘粪工人,家住六郎庄乡,喜欢学问,也爱书画,久慕季羡林大名,但无缘相见,引为憾事。1997年迎香港回归时,魏林海终于觅到了一个拜访季羡林先生的机缘:魏林海与几位乡间书画之友拟在自家西屋搞一个书画展,以表香港回归祖国的喜悦之情,并想请一位名人写个条幅以壮声色。最初找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不料此人傲气十足看不起淘粪的。魏林海一气之下,发誓非找一位大名人题写不可。于是斗胆找到了季羡林先生。季羡林闻悉是淘粪工人求题,十分高兴,很快就写好了“六郎庄农民书画展”的横幅。字苍劲有力,韵味高古,挂在展室中颇有高雅之气。自此,二人成了忘年交。
1958年“大跃进”时,季羡林等北大教授到海淀公社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劳动,劳动的内容是砍玉米秸。当季羡林拿起砍刀干活时,腰哈不下,刀砍不准,步伐也乱,根本找不着感觉。一位老大娘看不下去,就接过他手中的砍刀给他做示范动作。季羡林看老大娘的动作那么优美利落,不由感叹:“术业有专攻啊!”
“文革”期间,季羡林开始是蹲牛棚,后来他成了北大女生宿舍的守门人。他在那里除了收发报纸信件外,就是在那里翻译。因为怕被红卫兵发现,他偷偷地在家里把原文抄在小纸条上,然后在传达室趁没人时拿出来,躲在角落逐字翻译。他说严复翻译文章,“一名之力,旬月踟蹰”,而他是“一脚(韵脚)之找,失神落魄”。
季羡林有二百多个“职务”和“头衔”,如“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国宝”等等。季老很谦虚,诚恳地、坚决地要求辞去那些头衔。他说,在一次会议上,北京市的一位领导突然称我为“国宝”,我极为惊愕。我所到之处,“国宝”之声不绝于耳,我很疑惑。是不是因为中国只有一个季羡林,所以他就成为“国宝”?但是中国的赵一钱二张三李四等等,也都只有一个,难道中国能有十三亿“国宝”吗?
2001年,季老已经九十岁了。当有人问他有什么健康长寿的秘诀时,他说,没有秘诀,也从来不追求什么秘诀。他有一个“三不主义”,就是:不锻炼,不挑食,不嘀咕。他觉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在于工作,如果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体育锻炼,而耽误了许多工作时间,这有什么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