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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韩愈，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散文成就很高，以“文起八代之衰”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在中央做官时，
韩愈，是一个著名的文学家，散文成就很高，以“文起八代之衰”在当时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同时，更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在中央做官时，他意气风发，评点时政，敢对皇帝老子吹胡子瞪眼；被贬到偏远小县后，也是胸怀磊落，尽自己所能，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
一、直言敢谏的风骨
公元803年，韩愈当上了监察御史，这是一个纪检的位置，负责纠察朝中官员是否称职，有没有违法乱纪的事情发生。韩愈很满意这个位置，准备在任上一展才华，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上对得起皇帝的信任，下给天下百姓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上天好像也故意在考验韩愈的才能和胆识，这一年，关中地区大旱，颗粒无收，老百姓没有吃的，只能是到处乞讨。而朝廷的有关部门却对这种现象视而不见，不仅不减免人民的赋税，发放贩济，反而欺上压下，变相多收。韩愈从儒家的“仁政”思想出发，认为老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如果人民都没有好日子过，起来造反，最后遭殃的还是国家。就给德宗皇帝上了一篇《论天旱人饥状》，如实描绘了因天早造成的损失和灾民吃不上饭、草根树皮都被吃光的惨相，请求免除赋税，发放救灾粮。接着，又就京城中的强买强卖现象发表了一大通议论。德宗皇帝是个只爱听好话、不爱听实话的人。一生气，就撤了韩愈的官，并把他贬到边远的连州阳山(今广东阳山)去当县令。这是韩愈政治上遇到的第一次大挫折，当时真有点让他蒙了头，但他很快清醒过来，觉得自己做的没错，虽然被贬也不后悔。所以，当后来韩愈又被召还到朝中为官时，他仍然是本色不改。
在唐代，佛教特别流行，到了唐宪宗时，更是喜欢佛教到了痴迷的程度。由于有皇帝的提倡和支持，信佛的人在全国也就非常普遍。当时陕西风翔法门寺有一座护国真身塔，塔里面供奉着一节佛祖释迎牟尼的指头骨。对于佛教信徒来说，这可是了不起的“圣物”，每三十年拿出来展览一次，供大家膜拜。公元819年正月，宪宗皇帝派人把它从寺中请出，准备拿到皇宫中供奉三天，以表示皇帝的虔诚。这个举动更使朝廷内外、举国上下的信佛活动几乎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在这片狂热中，韩愈是清醒的，他对这件事极力反对。写了一篇措辞尖锐的《谏迎佛骨表》向宪宗进谏。详细阐述了佛教对国家的危害，并说自东汉以后所有信佛的皇帝就没有一个长命的(这等于是在咒宪宗皇帝早死了)，万万不可信佛。还提出应该把那段骨头交给官府，一把火烧掉，再把灰扔到水里冲走，以彻底断绝人们的佛念。并表示“如果佛祖真的有灵，能给人们降祸，那么一切祸殃都冲我韩愈来吧。”真正是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这份上表在朝廷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宪宗皇帝当然是听不进去的，盛怒之下，要把韩愈处死。多亏大臣裴度、崔群等人极力地说情，他才免了死罪，再次被贬偏远的广东潮州去做刺史。
二、勤政爱民的典范
韩愈被轰出朝廷之后，家属也被赶出长安，年仅十二岁的小女儿不堪颠沛流离，生病惨死在驿道旁。政治失意，家庭蒙难，韩愈的心境之苦可想而知。然而，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没有消沉、没有颓丧，而是不忘修身治国的本色，在潮州访民疾苦，兴利除弊。
按当时的规矩，朝臣被贬到地方之后，是没有实权的，只能领少数的生活费。被贬的人一般都是在磨时间等朝廷大赦，以便东山再起，决不会主动参政。更不会去想着为老百姓做点什么实事。韩愈却不是这样，他立志要用自己的所学所能给民众做些好事。他初到潮州上任的时候，正好赶上潮州境内的河流鳄鱼成灾，给当地老百姓的生产生活都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偏偏这里的百姓都很迷信，认为鳄鱼是水中的神灵，不能伤害。每到鳄鱼成灾的时候，只是向江里投下屠杀后的牛羊猪狗等物，没有别的办法。扔的那点食物当然不够鳄鱼吃的，上岸伤人的事也就时有发生。韩愈决心要为百姓除去鳄鱼这一祸害，他一方面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祭鳄鱼文》，以神灵的外衣应对当地的迷信风俗，拿到江边大声宣读，命令鳄鱼自行离去，说给你们七天的期限，到时再不走，就要采取强力行动了。另一方面准备了弓箭棍棒，选了一批精壮青年，武力驱逐，终于将为害己久的鳄鱼轰到了大海里。之后又是兴修水利，推广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给封闭的潮州大地带来了五谷丰登的好年华。还针对岭南地区奴隶买卖比较普遍的现实，下令卖身为奴者可以用钱赎，没有钱赎的也应该得到工钱，攒够了工钱就可以获得自由，以后不得再买卖、蓄养奴隶。为从根本上改变这里的落后面貌，韩愈开始兴教育，办学校，推广普通话。正是由于韩愈这种不计个人荣辱、体察民情、真心为一百姓办实事的胸怀，使他赢得了潮州百姓的爱戴，虽然在潮州只有短短的八个月，却使一片山水尽姓韩：鳄鱼曾经为害的溪水，被称为韩江，城东的笔架山，也被改叫韩山。
离开潮州之后，韩愈改任袁州(今江西宜春)刺史，这里也是奴隶买卖猖獗，并且还有借债到期不还子女就要去给债主当奴的风俗。韩愈不仅把已经沦为奴隶命运的七百多名男女青少年，统统赎还给他们的父母，还彻底废除了以子女抵债的陋俗，使更多的穷人避免了沦为奴隶的悲惨命运。
三、忠君卫道的人杰
不可否认，韩愈是忠君的。
虽然他多次向皇帝上书，直陈时弊，然而这正是大忠的表现。不盲从，不明哲保身，敢于说真话，说实话，体现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品质。同时，当君王有难、皇权不稳时，他更能挺身而出。
统兵在外的大将割据一方、不听朝廷调度是唐朝自玄宗以来的老问题。到了中后期更是愈演愈烈。814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病死，他的儿子吴元济自立为节度使，公开背叛朝廷，发兵攻掠周边地区。当时朝中主和的大臣众多，御史中丞裴度极力主张应该派兵征讨，韩愈给宪宗上《论淮西事宜状》支持裴度。平叛的战争打起来后，由于将领不齐心、指挥不得力等原因竟断断续续地打了四年，到了817年，裴度在宪宗的支持下，到前方亲自督战，担任前敌总指挥，并任用韩愈为行军司马(参谋长)。韩愈先行来到沐州(今河南开封)，恩威并用，劝说驻军首领韩弘归顺朝廷，剪除了吴元济的羽翼，使吴元济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接着韩愈又向裴度建议派兵直人蔡州(今河南汝南)吴元济的大本营，为平叛行动的最后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叛乱平定后，韩愈也以功升任刑部侍郎(副部长)。
821年，朝廷派往镇州(今河北正定)的节度使田弘正被手下大将王廷凑杀掉，王廷凑自立为节度使，并发兵四处攻扰。穆宗为此调发了十五万大军前往讨伐，但却迟迟攻打不下，反而被王廷凑围困了河北另一重镇深州(今河北深县)。次年二月，穆宗派遣韩愈前去王廷凑营中“宣慰”，实际上就是让他去当“说客”。朝中的大臣们都认为此行险恶，凶多吉少，搞不好连性命都难保。韩愈的好朋友元植不断叹息“韩愈可惜”，以为他一定有去无回。穆宗也告诉韩愈说，要见机行事，不一定亲自到叛军营中去。但韩愈认为既然领受了皇帝的命令，就应该勇往直前，临危不惧，不管有多大危险和困难也不能退缩。他骑马直入王廷凑军中，在叛军的刀剑相逼中面不改色，对王廷凑晓以利害，并列举了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的例子，劝他遵从朝廷的领导。后来王廷凑被说服，设宴招待韩愈，送他回朝。
韩愈自幼饱读诗书，二十五岁考中进士，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在他眼中，忠君卫道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他的忠君，却不是愚忠，是在符合儒家道义基础上的忠。儒家思想中重视民众生活、敬鬼神而远之的处世原则，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境界给他以很大的影响。所以，在君王的皇权不稳时他能不避艰难，当皇帝迷信神佛时他能直言抨击，当百姓生活困苦时他能大声疾呼、想办法解决。
四、文传后世的名家
虽然韩愈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官员来说，其事迹是可圈可点的，也是杰出的。但是，真正使他传名于后世，却是他的文学成就。他的《讲学解》中“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师说》中“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马说》中“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等都成为流传千古的名句。正因为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被后人尊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更把韩愈的散文与杜甫的诗歌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也称他是“文起八代之衰”，他与柳宗元一起倡导的古文运动，开辟了唐朝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
从来是文为心声，韩愈的文学创作也是这样。作为唐代古文运动健将，他毕生以发扬儒家学说，排拒佛、老思想为己任。他写的散文、诗歌，绝不是无意义的吟诵或是往来唱和，而是为他的政治主张服务的。在占主体地位的论说文中，抨击现实中不合理的因素是其主要内容。如在《原道》、《谏迎佛骨表》、《原性》、《师说》等篇中，鲜明地突出了尊儒反佛的特点，以巧妙的布局、分明的层次全面阐述了佛教的危害以及从师学习的必要。而《杂说》、《获麟解》、《送穷文》等，则是嘲讽社会现状的犀文，既比喻巧妙，寄寓深远；又构思奇特，锋芒毕露。
此外，韩愈又是一位卓越的诗人，是中唐时期韩孟诗派(韩愈、孟郊)的领袖，与元白诗派(元镇、白居易)相对立，一生留下了四百多首诗篇。他的诗，与他的散文一样，具有深刻的现实内容。意境开阔，想象奇特，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气息。
纵观韩愈的一生，虽然积极追求功名，但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富贵，而是始终把天下苍生放在首位。他认为，作为一个士大夫，对社会、对国家应该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他在朝中遇事能抢先发言，说别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在被贬之后能不计个人荣辱，尽所能为民众做些好事实事，表现了一个正直的儒家士大夫应有的气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