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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日本士兵反战 日本士兵反战诗歌欣赏

发布时间:2019-11-04   来源:诗歌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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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士兵的反战诗歌

  翻阅旧笔记,发现了陈斐琴翻译的两首日本侵华士兵的反战诗歌。陈斐琴出身于地下党,曾经留学日本,战争年代任刘(伯承)邓(小平)的机要秘书、科长、宣传部长,后来在西南军区担任过我们的文化部长,是我所熟悉、敬爱的领导。可惜早已离开了我们。

  他翻译的第一首诗题目叫《日本士兵反战歌》,没有标明作者。全文是:“马在嘶,路迢遥,夜又来临了。今天露营又是草作褥, 倾听秋虫悲哀地鸣叫。离开故乡,越过海和山,来到这遥远的陌生异地,星夜寒侵身,忘不了爱妻!今天的战斗才停止,在这安静的片刻,当看到故乡的来雁时,独自地泪如泉涌。晴朗的天空,阴霾的心,谁愿化作无定河边骨? 把无意义的战争停止,弟兄们,回国去吧!”

  他翻译的第二首诗题目是《思乡曲》,作者叫吉田太郎。全文如下:“在故乡,那漏的茅屋里:等候着,毫无希望的春天,妻和女,是如何的寂寞呀!回想起,前年离开家门时,妻子啊,给我那个保命符,真可怜,她为我祈祷的心!这封信,是我爱妻写的呀,月光下,看着不觉泪直流,我的心,飞到难忘的故乡。你走后,小孩每天叫爸爸,春天哟,虽然又回到人间,但是呀,母子们的春天呢?”

  抗日战争已经过去60多年了,这类作品,我们一直接触的不多。现在读起来既有新鲜感,更使人慨叹,引人沉思。它证明了战争的发动者是统治者,普通百姓和士兵是希望过平安温馨的生活的。它证明了到别国的土地上、闯入别人的家园去进行侵略战争,是不得民心和军心的。它还证明了无论从事罪恶战争的军队多么残酷,终不能完全泯灭所有参与者的人性。上面这两首反战诗就闪耀着人性的光辉。抗日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的失败,人性的胜利。

  浮肿的甲午战争

  1894年的甲午战争,是中国士大夫的梦醒之战。此前,即使所谓开明人士,也以为中国只要固守纲常名教,再加上一点西洋器械或者制器之母机,就可以高枕无忧。对付西洋鬼子,也许还有点麻烦,但在东方做老大,料无问题。反正西洋鬼子,似乎也不大想一口吞掉我们,让我们做亡国奴。

  中日开战之前,举国上下,真正为中国担忧的,大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其余的人,都相当地乐观。在中国的士大夫看来,漫说日本的海军跟北洋水师比起来不值一提,日本的陆军,也不够湘淮军打的。在更多的人眼里,日本不过是个住着众多小矮子的藩属,虽然曾经的倭寇给中国造成了一点麻烦,但基本上不值一哂。现在居然掀起“叛乱”,肯定天兵一到,寸草不生,要被荡平的。

  在弥漫着的乐观情绪中,中国军队七手八脚地被调往前线。很多都是临时招来的新兵,还有些甚至扛着大刀长矛,因为根本不会使用新式洋枪。很多士兵很兴奋,以为此番出征,不过是一趟郊外远足。最兴奋的是八旗兵,这些从关外满人中调集的军队,还没上前线,就开始亢奋。所到之处,把老百姓的鸡鸭连同客栈和商铺里的货物一扫而空。同时嚷嚷着要一路杀洋人杀过去,在他们看来,不管是东洋还是西洋鬼子,都在扫荡之列。

  全不顾当时朝廷全力争取西洋人支持的政策,在街上,这些八旗兵只要看见洋人,就是一通穷追猛打,还真有被追上打死的。在东北,好些基督教的教堂,都被这些神勇的八旗兵给砸了。只是这些八旗兵的勇武,只体现在后方,因为当东洋人打进国境之后,他们就踪影全无。

  战前少数几位能打的将军,在战场都不幸阵亡,因为他们的左右都是一些战前大话炎炎,战时临阵脱逃的宝贝。跟这样的宝贝配合作战,不被送掉性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就这样,辽东的土地和百姓,被丢给了日本人。日本人来了,刚刚还跟着八旗兵一起痛恨洋人的百姓们,还算有头有脸的百姓们,纷纷在自己的家门口挂上了带有十字标记的招牌,还有的用汉字写上“外国宗教”四个字,显示自己是基督教的教民。如果能找到通洋文的人,用洋文写上一块“英国人住宅”的牌子,这样的家庭,档次就更高了。这样的现象,到庚子年八国联军进北京的时候,再次重演,几乎是一模一样。

  惟一跟后来不一样的情形,是此时辽东的人,无论军民,包括那些望风而逃的军人,都一致痛恨李鸿章。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的失败,根本原因就是李鸿章的里通外国,没有李鸿章在朝中做内奸,日本人其实是可以被打败的。此时,实际负责战争指挥的李鸿章,已经被拔掉了三眼花翎,剥掉了黄马褂。但是在百姓眼里,这样的惩罚远不足以惩戒这个汉奸——李二先生是汉奸,此时,已经变成了朝野的共识。在民间,尤其是满人的民间耳语中,李鸿章的儿子,已经做了洋人的女婿。北京城里的戏园子,戏子们抓哏讽刺一下李中堂,几乎成了时髦。后来八国联军打进来时,北京城上下,尤其是满人,却都在盼着李中堂来,盼着这个汉奸,来搭救他们出水火。

  人世间的事,只要膨胀浮肿,就会消肿,自己不消,别人给消,别人也不给消,肿死了自然也就消了。阎王那里,不接收浮肿的宝贝。

  抉择

  他来自顿河之滨,她来自库班河畔。

  他是军队里的炮手,她是战地面包房工人。

  他有很多故事,但基本上都是不幸的经历,可现在在战场上,从前的那些事儿,什么工作啊、妻子啊、家中的吵吵闹闹啊,仿佛都不曾存在过。

  她呢,据同伴们说,有一个年迈的母亲留在故乡阿尔马维尔。母亲身患重病,无钱医治,所以她就跑到军队里来当了面包师。一天800卢布,在俄罗斯哪儿还能找到挣这么多钱的地方呢?

  他和她没说过一句话。每次见面时,她都在切面包,而他则像其他那些全身脏兮兮、满身是汗臭味儿的年轻士兵一样,排着队去领面包,然后默默地接过自己的那一份。他很喜欢那种皮烤得黄黄的,甚至有点儿焦的面包,最近她总是给他留着这样的面包。

  有一次,她把一大块冒着热气的松软面包放到他粗糙的大手里的时候,两个人的手指无意中触到了一起,于是他们同时抬起头来互望了一眼,他一双灰色的眼睛微微泛绿,她一双棕色的大眼睛闪耀着琥珀色的光芒。

  这就是他们交往的全过程了。

  他知道她叫奥克桑娜,这个名字现在已经不常用了。他的名字她当然不知道。对她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来说,他的名字有什么意义呢?他只是一个穿着破旧的军装、头发花白的炮手,因为逃避生活中的种种不幸才不得已跑到战场上来。

  这么说也不准确,他似乎还对她说过两次“谢谢”,她也短短地回过一句“不客气”。现在这些绝对是他们交往的全部了。

  他最近这几年的生活已经不能称其为生活了,只能说生存而已。他每天郁郁寡欢,孤独苦闷。他已经不愿再相信女人,他觉得女人们都已经自甘堕落了,只追求金钱、名牌和消遣享乐。电视上的安全性行为宣传、加纳利群岛的旅游广告和法国香水的诱惑,彻底摧毁了俄罗斯女人。她们现在根本不再梦想生孩子,而只梦想着有一天能拥有一双范思哲的长筒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甚至认同了正在跟他们作战的那些“野兽们”的看法:俄罗斯妇女出卖了灵魂,我们已经没有未来,我们的民族注定要灭亡。

  他曾深爱自己的妻子。妻子是一位钢琴家。但妻子认为他配不上她,所以就跟一个相貌丑陋、身材瘦小的调琴师混到一起去了。更荒谬的是,她还三番五次地跑到他任职的警察局去找他的领导,先是要求收缴他的(他从16岁起就酷爱打猎),也许她觉得那支对她是一个威胁。然后是没收他执勤用的武器,最后又彻底把他从警察局赶了出来。他挣的那套房子,她分给了他一半,但一直不给他钥匙,只她一个人住着。他只好四处流浪,有时候去父母家住,有时候随便找个地方凑合一夜。后来他不得不同意妻子提出的条件,离婚后把狗窝分给他(没有别的意思,就是狗窝,他以前给狗盖的小房子),这还多亏了邻居们的谴责让她良心发现。他在狗窝里住的那段日子简直不堪回首,特别是晚上,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出去买一瓶酒,然后一醉方休,如果兜里还有点儿钱的话……

  后来战争爆发了。他自己主动去了征兵处,被分配到了哥萨克独立团。就这样,他这个从前的警察,现在的下士,就上了战场。一年过去了,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觉得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战争机器,做梦时再也不会梦见那些被他打死的“野兽”,开枪射击时手也不再发抖。

  这就是他现在的生活。

  但奥克桑娜的出现给他无望的生活带来了转机。

  胜利日那天,团里组织了一次演出,奥克桑娜给大家跳了一支乔特卡舞。奥克桑娜从前在少年宫的舞蹈班学习过。在这个对每个俄罗斯人来说都是无比神圣的日子里,奥克桑娜决定给大家跳一支传统的民间舞蹈。她足蹬一双闪闪发亮的靴子,团里的能工巧匠还专门为她的靴子钉了一副铜鞋掌。她的双腿修长匀称,在木板搭起的舞台上快速跳动着、旋转着,亮闪闪的鞋跟在地板上敲击出明快的节奏,士兵们惊讶地张大嘴巴看着眼前这个翩翩起舞的姑娘。那天夜里,肯定不止他一个人失眠。

  奥克桑娜成了团里真正的女王,很多人都跃跃欲试,有些人甚至采取了行动,但都没有结果。作为一个真正的哥萨克,她知道自己的价值,懂得把握自己。所以,他连想也不敢想了……

  她是被两个身材健壮、满身泥土的士兵用担架抬进来的,抬到这个地下室来的。这个地下室原来是养殖蘑菇的地方,所以直到现在还有一股酸乎乎的味道,现在已经被改造成了临时战地医院。他来这里是给排里取急救箱的。

  她下巴以下的部位用一条浸满血迹的不知是毯子还是被子的东西盖着。伤员和医护队里混进了狡猾的敌人,这些“野兽”袭击了装面包的车,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想得到免费的面包。

  她被放到了一个壁炉旁,壁炉里熊熊燃烧的火焰散发出淡淡的白杨的苦涩味道,不禁让人联想起秋日里焚烧白杨落叶的情景。

  他朝她走了过去,她也认出了他,兴奋得眼睛里又闪出了琥珀色的光芒,犹如两束燃烧的火焰。

  尘缘

  大约两岁吧,那时的我。父亲中午回家吃完饭,又要匆匆赶回办公室去。我不依,抓住他宽宽的军腰带不让他系上,说:“你系上这个就是要走了,我不要!”我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

  那个年代的军人军纪如山,父亲觉得迟到之罪近乎通敌。他一把抢回了腰带,还打了我——这事我当然不记得了,是父亲自己事后多次提起,我才印象深刻。父亲每提及此事,总露出一副深悔的样子。我有时想,挨那一顿打也真划得来啊,父亲因而将此事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后来,我就舍不得打你了。就那一次。”他说。

  那时,两岁的我不想和父亲分别。半个世纪之后,我依然耍赖,依然想抓住什么留住父亲,依然对上帝说:

  “把爸爸留给我吧!留给我吧!”

  然而上帝没有允许我的强留。

  当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不住爸爸,半个世纪后,我仍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走不可。当年的我知道他系上腰带就会走,现在的我知道他不思饮食、记忆涣散便也是要走。然而,我却一无长策,眼睁睁看着老迈的他杳然而逝。

  记忆中,父亲总是带我去田间散步,教我阅读名叫“自然”的这部书。他指给我看螳螂的卵,他带回被寄生蜂下过蛋的蛹。后来有一次,我和五阿姨去散步,3岁的我偏头问阿姨道:

  “你看,菜叶子上都是洞,是怎么来的?”

  “虫吃的。”阿姨当时是大学生。

  “那虫在哪里?”

  阿姨答不上来,我拍手大乐。

  “哼,虫变成蛾子飞跑了,你都不知道!”

  我对生物的最初惊艳,来自父亲,我为此感激终生。

  然而父亲自己蜕化而去的时候,我却痛哭不依。他化蝶远扬,我却总不能相信这种事竟然发生了,那么英武而强壮的父亲,谁把他偷走了?

  父亲91岁那年,我带他回故乡。距离他上一次回乡,隔了59年。

  “你不是‘带’爸爸回去,是‘陪’爸爸回去。”我的朋友纠正我。

  “可是,我的情况是真的需要‘带’他回去。”

  我们用轮椅把他推上飞机,推入旅馆,推进火车。火车离开南京城后不久,就到了滁县。我起先吓了一跳,“滁州”这个地方好像应该好好待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怎么真的有个滁州在这里。我一路问父亲,现在是哪一站了,他一一说给我听,我问他下一站的站名,他也能回答上来。奇怪,平日颠三倒四的父亲,连刚吃过午饭都会旋即忘了又要求母亲开饭,怎么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历历分明起来?

  “姑母在哪里?”

  “褚兰。”

  “外婆呢?”

  “宝光寺。”

  其他亲戚的居处他也都了如指掌,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吧?

  年轻时的父亲在徐州城里念师范,每次放假回家,便帮忙做农活。想到这里,我心下有了一份踏实,觉得在茫茫大地上,有某一块田是父亲亲手料理过的,我因而觉得一份甜蜜安详。

  父亲回乡,许多杂务都是一位叫安营的表哥打点的,包括租车和食宿的安排。安营表哥的名字很特别,据说那年有军队过境,在村边安营,表哥就叫了这个名字。

  “这位是谁你认识吗?”我问父亲。

  “不认识。”

  “他就是安营呀!”

  “安营?”父亲茫然,“安营怎么这么大了?”

  这组简单的对话,一天要说上好几次,然而父亲总是不能承认面前此人就是安营。上一次,父亲回家见他,他才一岁,而今他已是儿孙满堂的60岁老人了。去家离乡59年,父亲的迷糊我不忍心用“老年痴呆”来解释。两天前我在飞机上见父亲读英文报,便指些单词问他:

  “这是什么?”

  “西藏。”

  “这个呢?”

  “以色列。”

  我惊讶于他一一回答正确,奇怪啊,父亲到底记得什么又到底不记得什么呢?

  我们到田塍边拜谒祖父母的坟,爸爸忽然说:

  “我们回家去吧!”

  “家?家在哪里?”我故意问他。

  “家,家在屏东呀!”

  我一惊,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实是以屏东为家的。屏东,那永恒的阳光的城垣。

  家族中走出一位老妇人,是父亲的二堂婶,是所有家人中最老的,93岁了,腰杆笔直,小脚走得踏实快速。她看了父亲一眼,用乡下人简单而大声的语言宣布:

  “他迂了!”

  乡人说的“迂”,就是“老年痴呆”的意思,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我一直刻意闪避的字眼,这老妇人竟直截了当地道了出来,如此清晰而残忍。

  我开始明白“父母在”和“父母健在”是不同的,但我仍依恋不舍。

  父亲过南京时,有老友陈颐鼎将军来访。陈伯伯和父亲是同乡,交情素厚,但我告诉他陈伯伯在楼下,正要上来,他却勃然色变,说:

  “干吗要见他?”

  陈伯伯曾到过台湾,训练过一批新兵,那是1946年。这批新兵训练得还不太好就上战场了,结果吃了败仗,便成了台籍滞留大陆的老兵。

  “我一辈子都不见。”父亲一脸执拗。

  他不明白这话不合时宜了。

  陈伯伯进来,我很紧张。陈伯伯一时激动万分,紧握爸爸的手热泪直流。爸爸却淡淡的,总算没赶人家出去。

  “陈伯伯和我爸爸当年的事,可以说一件给我听听吗?”事后我问陈伯母。

  “有一次打仗,晚上也打,不能睡,又下雨,他们两个人困极了,就穿着雨衣,背靠背地站着打盹儿。”

  我又去问陈伯伯:

  “我爸爸,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他上进。他起先当‘学兵’,看人家黄埔出身,他就也去考黄埔。等从黄埔出来,他想想,觉得学历还不够好,又去读陆军大学,然后,又去美国……”

  陈伯伯军阶一直比父亲稍高,但我看到的他只是个慈祥的老人,喃喃地说些60年前的事情。

  1949年,爸爸是最后一批离开重庆的人。

  “我会守到最后5分钟。”他对母亲说。那时我们在广州,正要上船。他们两人把一对日本鲨鱼皮鞘的军刀各拿了一把,那算是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是受降时分得的战利品。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战争中每次分手,爸爸都写这句话给妈妈。那个时代的人仿佛活在电影情节里,每天都是生离死别。后来父亲遇见了一个旧日部属,那部属在战争结束后改行卖纸烟。他给了父亲几条烟,又给了他一张假身份证,把姓名“张家闲”改成“章佳贤”,且缝了一只土灰布的大口袋做烟袋,父亲就从少将军官变成了烟贩子。背上袋子,他便直奔山区而去,以后取道老挝,转香港飞到台湾,这一周折,使他多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和家人重逢。

  爸爸从来没跟我们提过他被俘和逃亡的艰辛,许多年以后,母亲才陆续透露几句。但那些恐惧在他晚年时却一度再现。有一天妈妈外出回来,他说:

  “刚才你不在,有人来跟我收钱。”

  “收什么钱?”

  “他说我是甲级战俘,要收100块钱,乙级的收50块。”

  妈妈知道他把现实和梦境搞混了,便说:

  “你给他了没有?”

  “没有。我告诉他我身上没钱,我太太出去了,等下我太太回来你跟她收好了。”

  那是他的梦魇,40多年不能抹去的梦魇,奇怪的是梦魇化解的方法倒也十分简单,只要说一句“你去找我太太收”就可以了。

  幼小的时候,父亲不断告别我们,及至我17岁读大学,便是我告别他了。我现在才知道,虽然我们共度了半个世纪,我们仍算父女缘薄!这些年,我每次回屏东看他,他总说:

  “你是有演讲,顺便回来的吗?”

  我总“嗯哼”一声带过去。我心里想说的是,爸爸啊,我不是因为要演讲才顺便来看你的,我是因为要看你才顺便答应演讲的啊!然而我不能说,他只容我“顺便”看他,他不要我为他担心。

  有一年中秋节,母亲去马来西亚探望妹妹,父亲一人在家,我不放心,特意南下去陪他,他站在玄关处骂起我来:

  “跟你说不用回来,你怎么又跑回来了?回去的车票买不到怎么办?叫你别回来,不听!”

  我有点不知所措,中秋节,我丢下丈夫、孩子来陪他,他反而骂我。但愣了几秒钟后,我忽然明白了,这个铮铮的北方汉子,他受不了柔情,他不能忍受让自己接受爱宠,他只好骂我。于是我笑笑,不理他,且去动手做菜。

  父亲对母亲也少见浪漫镜头,但有一次,他把我叫到一边,说:“你们姐妹也太不懂事了!你妈快70的人了,她每次去台北,你们就这个要5包凉面,那个要一只盐水鸭,她哪里提得动?”

  母亲比父亲小11岁,我们一直都觉得她是年轻的那一个,我们忘记了她也在老。又由于想念屏东眷村老家,每次就想要点美食来解乡愁,只有父亲看到母亲已不堪提携重物。

  由于父亲是军人,而我们子女都不是,没有人知道他在他那行算怎样一个人物。连他得过的两枚云麾勋章,我们也弄不清楚相当于多大的战绩。但我读大学时有一次站在公交车上,听几个坐在我前面的军人谈论陆军步兵学校的事,不觉留意。父亲曾任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副校长,有一阵子还代理校长。我听他们说着说着就提到父亲,我的心跳起来,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只听一个说:

  “他这人是个好人。”

  又一个说:

  “学问也好。”

  我心中一时激动不已,能在他人口中认识自己父亲的好,真是幸运。

  又有一次,我和丈夫、孩子到鹭鸶潭去玩,晚上便宿在山间。山中有几间茅屋,是一些老兵盖来做生意的,我把身份证拿去登记,老兵便叫了起来:

  “呀,你是张家闲的女儿。副校长是我们的老长官了,副校长道德学问都好。这房钱,不能收了。”

  我当然也不想占几个老兵的便宜,几经推让,打了折扣收钱。其实他们不知道,我真正受惠的不是那一点折扣,而是从别人眼中看到的父亲正直崇高的形象。

  89岁,父亲做白内障手术,打了麻药还没有推入手术室,我找些话跟他说,免得他太快睡着。

  “爸爸,杜甫,你知道吗?”

  “知道。”

  “杜甫的诗你知道吗?”

  “杜甫的诗那么多,你说哪一首啊?”

  “《兵车行》,‘车辚辚’下面是什么?”

  “马萧萧。”

  “再下面呢?”

  “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我的泪直滚滚地落下来,不知为什么,透过一千多年前的语言,我们反而狭路相遇。

  人间的悲伤,无非是生离和死别,战争是生离和死别的原因,但衰老也是啊!父亲垂老,两目视茫茫,然而,他仍记得那首哀伤的唐诗。父亲一生参与了不少战争,而与衰老的战争却是最最艰辛难支的吧?

  我开始和父亲平起平坐谈诗,是在初中阶段。父亲一时显得惊喜万分,对于女儿大到可以跟他谈诗的事几乎不能相信。在那段清贫的日子里,谈诗是有实质好处的,母亲每在此时会烙一张面糊饼,切一碟卤豆干,有时甚至还有一瓶黑松汽水。我一面吃喝,一面纵论,也只有父亲容得下我当时的胡言吧?

  父亲对诗也不算有什么深入研究,他只是熟读《唐诗三百首》而已。我小时常见他看的那本,扉页已经泛黄,上面还有他手批的文字。成年后,我忍不住偷来藏着,那是他1941年6月在浙江金华买的,封面用牛皮纸包好。有一天,我忽然想换掉那老旧的包书纸,不料打开一看,才发现原来这张牛皮纸是一个公文袋,那公文袋是从国防部寄出的,寄给联勤总部副官处处长,那是父亲在南京时的官职,算来是1946、1947年的事了。前人惜物的真情比如今任何环保宣言都更实在。父亲走后,我在那层牛皮纸外又包了一层白纸,我只能在千古诗情里去寻觅我遍寻不获的父亲。

  父亲去时是清晨5时半,终于,所有的管子都被拔掉了,94岁,父亲的脸重归安谧祥和。我把加护病房的窗帘拉开,初日正从灰红的朝霞中腾起,穆穆皇皇,无限庄严。

  我有一袋贝壳,是以前旅游时陆续捡的。有一天整理东西,忽然想到它们原是属于海洋的,它们已经暂时陪我一段时光了,一切尘缘总有个了结,于是决定把它们一一放回大海。

  而我的父亲呢?父亲也被归回到什么地方去了吗?那曾经剑眉星目的英武男子,如今安在?我所挽留不住的,只能任由永恒取回。而我,我是那因为一度拥有贝壳而聆听了整个海潮音的小孩。

  多情却似总无情

  妻的眼睛不好,所以自从到美国,就常去看一位眼科名医。每次从诊所出来,妻都要怨:“看了他十几年,还好像不认识似的,从来没笑过,拉着一张扑克脸。”

  有一天去餐馆,远远看见那位眼科医生,他居然在笑,还主动跟妻打招呼。妻开玩笑地说:“真稀奇,我还以为你从来不会笑呢!”

  眼科医生笑得更大声了,突然又凑到妻耳边,小声地说:“你想想,看病的时候我能笑吗?一笑、一颤,手一抖,雷射枪没瞄准,麻烦就大了。”说完,又大笑了起来。

  饭吃一半,那医生跑过来,举着杯敬妻。脸红红的,看来有几分醉了。喝下酒,话匣子打了开来:“你知道在美国,医生自杀率最高的是哪一科吗?”他拍拍自己胸脯:“是眼科医生!”

  停了几秒钟,抬起红红的眼睛:“想想!揭开纱布,就是宣判。看见了?看不见?你为病人宣判,也为自己宣判。问题是,前一个手术才失败,下一个病人已经等着动刀,你能伤感吗?所以我从来不为成功的手术得意,也不为失败的手术伤心,我是不哭也不笑的。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科医生能做得长,也只有不哭不笑的眼睛看得清,使病人的眼睛能哭能笑。”

  他这几句话总留在我的脑海中。

  有一天在演讲里提到,才下台,就有一位老先生过来找我。老先生已近八十了,抗战时是军医,他拉着我的手,不断点着头说:“老弟啊!只有你亲身经历,才会相信。那时候,什么物资都缺,助理也没有,一大排伤兵等着动手术,抬上来,开刀,才开着,就死了。没人把尸首抬走,就往前一推,推下床去,换下一个伤兵上来。”

  我把眼睛瞪大了。

  “是啊!”老先生很平静:“死人可以等,活人等不及啊!有时候手术台前面,堆了一堆尸体。救了不少,也死了不少。你能伤心吗?你有时间去哭去笑吗?所以,只有不哭不笑的能撑得下去,只有不哭不笑的医生,能救更多人。”

  到深山里的残障育幼院去。才隔两年,老师的面孔全不一样了。

  “一批来、一批去,本来就是如此。”院长说,“年纪轻轻的大学毕业生,满怀理想和爱心,到这里来。抓屎、倒尿,渐渐把热情磨掉了,于是离开。然后,又有新的一批跟上来,不是很好吗?”

  说着,遇见个熟面孔,记得上次我来,就是他开车送我。“王先生是我们的老义工了。”院长说。我一怔,没想到那位满脸皱纹、皮肤黝黑的中年人,竟然是不拿钱的义工。

  “他在附近林班做事,一有空就来。水管破了,今天他忙死了。”“他是教友吗?”“不!他什么都不信。他只是来、只是做,做完就走,隔天又来。你不能谢他,他会不好意思。只有这种人,能做得长。”

  到同事家里做客,正逢他的女儿送男朋友出国,两个人哭哭啼啼,一副要死的样子。“年轻人,太爱了,一刻也分不开。”同事说,“只怕很快就要吹了。”“这算哪门子道理?”我笑道。“等着瞧!教书教了几十年,我看多了,愈分不开,变得愈快。”

  果然,半年之后,听说两个人吹了。都不再伤心,都各自找到新的恋人。

  想起以前研究所的一位室友,不也是这样吗?刚到美国的时候,常看他打越洋电话。在学校餐厅端盘子,一个钟头三块钱,还不够讲三分钟的电话。常听两个人在电话里吵架,吵完了哭,哭完了又笑。女孩子来看过他一次,也是有哭有笑。激情的时候,把床栏杆踢断了;吵架的时候,又把门踹了个大洞。

  只是,当女孩回台湾,他神不守舍两三天,突然说:“才离开,就盼着再碰面;才碰面,心里又怕分离。爱一个人,真累!”然后,他去了佛罗里达,不久之后结了婚,娶了一个新去的留学生。

  不知为什么,最近这两段老山友的话,常袭上我的脑海。我渐渐了解什么是“多情却似总无情”“情到浓时情转薄”,也渐渐感悟到什么是“太上忘情”“情到深处无怨尤。”

  只有不喜不悲的人,能当得起大喜大悲。也只有无所谓得失,不等待回音的人,能攀上人生的巅峰。

  保守一生的秘密

  1961年,美国大兵史蒂夫当兵仅7个月,便被派往越南。7月20日,在经历了6次小战役后,史蒂夫的身心彻底崩溃了。又一次冲锋开始了,他想到长官说的话:最好的士兵是有血性没有思想,是一台服从命令的机器。史蒂夫恰恰相反,他有思想,时刻在思考战争的目的与意义。史蒂夫站起来做了一个冲锋的姿势,旋即摔倒在土堆掩体下。他并没有受伤,是故意摔倒的。他胆怯,这么密集的枪弹,冲上去一定是死,为什么还要硬冲呢?他答应过女友,一定要活着回去。史蒂夫不想就这么死去,他退却了。

  战友们像一排木偶一样冲了上去,一颗颗炮弹在他们身旁爆炸,子弹如同密集的雨点横扫而来。史蒂夫看到有五六个战友没跑几步就倒下了,紧接着又有几个士兵倒下了,十几分钟后,枪炮声稀少了,尘烟散尽后,战场上没有一个站立的人,一个排的士兵全部倒下去了。

  史蒂夫双手握枪,此轮冲锋他没打出一颗子弹。看着血性威武的士兵一个个倒下去,他的心里有一种巨大的恨。他痛恨敌人,恨不得将他们一个个咬死;他更痛恨战争,是那些黑了心的野心家让战争穿上了合法的外衣,使人类相互残杀,牺牲的无数士兵只不过是野心家谋取资本的筹码罢了。

  每次小的战役都在很短时间内结束,生或死、胜或败几分钟内见分晓。史蒂夫还活着,其他士兵都死了。“我为什么能毫发无损地活着,有什么理由活下来?”史蒂夫想到了一个可怕的实质性问题,他站立着去见长官是不可以的,长官不会原谅他,军事法庭更不会给他一个合法活下去的理由。想到这里,他再一次感到恐惧。为了活下去就必须拿出活下来的理由。史蒂夫狠了狠心,咬了咬牙,端起步枪,对准自己的右腿开了一枪。从思考到决策,再到执行,他仅用了不足10秒钟。

  战争结束后,史蒂夫没有死去,他的命是“白捡”回来的。在参加战友葬礼的时候,有这样一幕刺痛了史蒂夫的内心。

  在一个名叫莫多拉的士兵的棺材前,他的母亲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儿子那已被炸掉了半个头颅的脸,一边喊着莫多拉的名字,一边祷告,显得那么平静。虽然儿子已经死了,但他还在母亲的身边。将要封棺时,那位母亲推开旁边的士兵,歇斯底里地呼喊着儿子的名字,疯了一般要钻进棺材:“莫多拉,妈妈跟你一起去,上帝会同意的!”

  从那时起,史蒂夫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所为和苟且偷生的生命。他感到自己对不起莫多拉和他的母亲,对不起所有死去的士兵和他们的母亲。他痛恨自己是一个懦夫,是一个胆小鬼。他想,死亡是永恒的,生存只是一个背负沉重的十字架的痛苦过程而已。

  可战争又是什么,是让活着的人去死,让活下来的人去痛苦?转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史蒂夫内心的愧疚从没有消失过,他对自己的生命很鄙视。不过,为了生存,他无论如何也不敢把这个天大的秘密告诉其他人,否则他的命运可想而知。为了弥补自己的愧疚,几十年间,他一有时间就去探望那些因战争而失去儿子的母亲们,为她们做些儿子该做的事。后来他还加入了一个公益组织,为战争中失去孩子的母亲设立专门公益基金。

  每年7月20日那天,史蒂夫会来到士兵公墓,为死去的士兵献上鲜花,并为他们祷告。这一天,他会整天守在公墓,给一个个长眠的士兵轮番敬军礼,并对着坟墓交谈,没有人知道他究竟说了些什么。

  2010年7月19日,当初的老长官生病住院,史蒂夫来到病榻前探望。

  史蒂夫觉得自己已年近七十,想把心里话跟长官说出来,卸下压得令他喘不过气来的心理包袱。他觉得,这正是上帝给自己赎罪的机会。

  “长官,明天是什么日子,您还记得吗?”

  “永远记得,是你为美利坚合众国光荣负伤的日子。我们的30多名士兵,是在当年的这天为国捐躯的。”老长官的眼角淌出了泪水。

  “不,长官,我是说那天……”尽管长官多次要打断史蒂夫的话,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把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说了出来。他感到心里像打开了一扇窗,透进了从未有过的阳光,那种清爽和纯净使他获得了新生。同时,他已做好走上军事法庭的心理准备。

  “我知道,当时我从望远镜里看到了你的一切表现,后来是我命令卫生兵把你从战场上抢回来的。”老长官很平静地说。

  史蒂夫有些疑惑:“为什么后来还要嘉奖我,让我一生都罩在战斗英雄的光环下?”

  “就剩你一个人了,我怎能忍心把一个为生命而自饮枪弹的士兵送上军事法庭呢?战争本来就够残酷了,我又怎能丧失人性把自己的士兵送上战后的断头台呢?况且战争是政治,政治和你无关。”老长官说。

  “这么多年,长官为什么从来没有提起这件事?”史蒂夫问。

  “一些重要秘密是需要保守一生的,这是军人天职背后的人性。”

  2011年6月,史蒂夫因病离开了人世,一生的愧疚画上了句号。当人们为史蒂夫整理遗物时,发现了他的临终遗言,才知晓了史蒂夫从枪林弹雨中活下来的秘密。不过,直到这时,老长官依旧对此事缄口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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