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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禹锡具有中唐诗人参与时政的政治热情，其人生也因此而倍感坎坷。
一、坚定的政治信念
刘禹锡出生于一个中下层官僚家庭。父亲刘绪在朝廷做一个叫做幕僚的小官，父亲罢官后，家庭生计一时变得异常困难。“同生无手足之助，终岁有病贫之厄”(《上杜司徒书》)，“内无手足之助，外乏强劲之亲”(《上中书李相公启》)。幼时的他聪明好学，不仅攻读儒家经典，对诸子百家也有广泛涉猎，“九流宗指归，百氏旁裙披”。他孜孜不倦，企图救民于水火之中。步入成年后刘禹锡对社会的认识逐渐深刻,面对藩镇的骄横,宦官的专政,人民的困苦,他感慨万分，怀抱着“兼济”之志，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贞元九年，刘禹锡与柳宗元一道同登进士第，同年登博学宏词科。贞元十一年，应吏部取士科的考试合格，授太子校书。抱着施道展志的愿望，他积极参加王叔文革新集团，竭力想刷新政治，但是“永贞革新”终于以失败告终。面对失败，刘禹锡上书杜佑，剖析自己的心迹“常谓尽诚可以绝嫌猜，拘公可以饵谗诉”。然而窦群却弹劾他“挟邪乱政”，给他以沉重的打击。
失去了在朝廷中发挥才干，实现抱负的机会，刘禹锡被迫寄情笔墨，把诗文作为“见志之具”继续为坚持自己的操守、理想而斗争。元和四年，“八司马”中的程异承召回京，刘禹锡曾语重心长地嘱咐他“初心不忘”。这所谓“初心”显然是指他们共同致力改革，刷新政治的理想。可见，刘禹锡的理想之火自幼时在心中点燃后便始终在胸中燃烧，并散发出维持其精神生命的光和热。
二、博学达士，才识超群
刘禹锡很少耽于痛苦,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学问广博的学者。他在很多领域都保持着浓厚的兴趣,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这使人生失意只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注脚。
他对身外的一切都怀有一种探究的态度,并要在文字中讨论出个所以然,这其中包括反映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规律的哲学。《天论》是刘禹锡的主要哲学著作,《问大钧赋》、《何卜赋》、《鉴药》、《儆舟》等,也富有哲学思想。他的这些思想与马克思著作中的唯物主义以及辩证法、认识论思想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使他比同时代的其他文人更加睿智和达观。
“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体现了刘禹锡的辩证法思想。作者经过思考，得出自己的境遇不能怨天尤人，事物运势的好恶都是事物客观运动的结论，于是“尽释郁怀，心憎故术，腹饱新授”。作为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刘禹锡的心灵世界是思辨而通达的，他在逆境中真正做到了心不为形役，从而在一定程度上解脱了痛苦。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在贬谪中不仅仅把视野放在内在心灵世界，而是在顾及内在精神追求的同时又不忘却社会责任。他关怀社会民生、富有社会责任感并且积极作为，他的心灵在现实中有所依托，由此他能超越小我的痛苦，乐观面对多舛的人生。
三、寄心佛道，流连老庄
青少年时期,刘禹锡同诗僧皎然、灵澈有过一段师生关系,这为他亲近佛教打开了方便之门。晚年的刘禹锡因道不售,就同白居易一样,开始寄心佛教。他与江湖上的诗僧交往,问法讲道,用佛教的教义来平衡精神上的苦闷。
刘禹锡“家本儒素,业在艺文”,尤其精通大中之道,只是苦于实践中达不到中庸的境界,晚年借助佛教才达到了这种境界:“突奥于《中庸》,启键关于内典,会而归之,犹初心也。”刘禹锡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却在后来的仕途中屡屡受挫,于是,道家的无为、无待的主张也为刘禹锡所喜爱,并用来调整自己受挫后的不平衡心理。刘禹锡对庄子的哲学还有自己的理解,他所认为的“逍遥”境界,是由于“足性安分”所得的逍遥,既积极入世,又保持心境的宁静。他不以陶渊明的超出世俗为然,但又对其表示出宽容的态度。所以说,刘禹锡始终坚持儒家的人生理想,并借道家境界、佛教思想来排解精神上的压抑与苦闷。正是凭借着宠辱不惊的气概和去留无意的心态，使他摆脱了被贬的痛苦与羁绊，转而投身到文学的探索与创作中，去寻找自我实现的另一个途径并大获成功。
拓展：
刘禹锡的喟叹
最近读到这样一则新闻：安徽和县打算斥资千万元改建因唐朝大文豪刘禹锡的《陋室铭》而闻名于世的“陋室”，为陋室新增“金经台”、“鸿儒阁”、“傍水楼台”等多处“人文景观”，将陋室打造成壮观的“陋室园”。闻此不由感慨系之，真乃“年年岁岁花相似，新闻年年不相同”矣。
《陋室铭》是什么?是中华千古名文!其之所以超越时空闻名于世，首先源于其室之陋。因室之陋，才有了刘禹锡这一传世名篇。《陋室铭》的灵魂和可贵之处，乃是作者不同凡响的人格魅力和广阔胸怀。如果刘禹锡住的不是陋室而是豪宅，世上也压根不会有这篇文学经典了。
刘禹锡，字梦得，公元772年生于洛阳，进士出身，才高八斗，官至监察御史。因参与王叔文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的“永贞革新”，失败后被贬朗州司马，后又因《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触犯当局，降为连州刺史，再贬安徽和州刺史。
和州即今之和县，按当时体制，刘禹锡应在衙门内享有三间三厅居室。但和州知县策某认为，刘是被贬之人，有意刁难他，将其安排到县城南门外临江的三间小房居住。刘禹锡却不以为然，见住地风景不错，还写了幅“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的对联贴于门首。策某闻知甚为恼火，遂将刘禹锡移居别处，面积缩减了一半。此房位于历阳镇德胜河边，周围倒也山清水秀。刘梦得仍怡然自得，又撰对联曰“杨柳青青江水平，人在历阳心在京”，策县令闻讯更是大怒，再下令将刘撵到城中―间只能放一床一桌一椅的小破房居住。
半年之内，刘禹锡被迫搬了三次“家”，明摆着是策某有意整人，心中当然如鲠在喉愤愤不平。于是，他有感而发一气写成《陋室铭》，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唯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他还请人刻碑立于门外。今读《陋室铭》，仍觉其字字珠玑，句句深意，思想性与艺术性堪称“双高”，充分表达了作者高洁的操守和安贫乐道的人格魅力。
敢问，此番和县欲如此荒唐地按经济逻辑来进行“文化建设”，用豪华包装来诠释古代遗迹，其究竟意欲何为?是想篡改历史，还是要“还历史于真相”?抑或故意向刘禹锡开火，讽刺刘郎是在“作秀”?我想，和县的决策人总不至于糊涂到连是非曲直都分不清了吧?那么，只能理解为他们对刘禹锡的身世及胸怀太无知，太不识相，所以才做出如此焚琴煮鹤的“动议”吧!倘梦得先生地下有知，不知该如何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了!
说实话，近些年我国各地“造古”、“复古”之风可谓方兴未艾：诸葛“躬耕地”至少有三四处，“桃花源”起码有五六处，而“梁祝故里”居然有七八处――连缺山少水毫无风景可言的河南汝南县，竟也自称是“梁祝故里”。这些还倒情有可原，毕竟上述均属美丽传说，崇美之心人皆有之嘛!而和县在干什么?他们想把一间名人陋室打造成根本不存在的豪华别墅，让已经“靠边站”的刘禹锡变成一位土财主，岂不可气可悲又可笑乎?此举究竟无知抑或无聊?这笔巨额资金是靠上级拨款还是须向全县人民“集资”?笔者去过和县，那是一个财政收入仅为1.2亿元的贫穷小县，老百姓日子捉襟见肘，和县的群众会否乐见“陋室园”的修建，不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
但愿今天的官员能多读读《陋室铭》，从“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名言里汲取精神养分。刘禹锡还有“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等名句，但愿人们莫做“沉舟”与“病树”，争做“便引诗情到碧霄”的“晴空一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