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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住了个江苏来的裁缝，大人叫他细（小）丫头，我们叫他细叔。自我有记忆起，直到我到外出上学他一直住我家。
听外公说，很多年前有一个裁缝挑着缝纫机，带着两男一女三个孩子，最小的只有七八岁来到村里，他们无处可去，外公把他们请到家里，从此这一家人就落（住）在我家。这个裁缝姓徐，从江苏的苏北来，那个七八岁的男孩就是细丫头，我记事的时候细丫头已经是大人了，孩子比我小不了多少，他说当地话与我们本地人没有任何差别。那时的物质生活还很贫乏，农村小孩子只能盼望过年才能穿上新衣服，村里人基本不会买衣服穿，都是买布请裁缝做。乡里没有别的裁缝，而且细丫头手脚快，每天最多可以做十几件衣服，当地人都请他上门做衣服。每年秋收后他都来我家，越到年底越忙，经常有人来我家请他，或请人捎信来请，没见着他我家人就帮传话给他。忙的时候，着急的人怕请不上就在他做活的人家等着，眼看着做完了就把缝纫机挑到自己家里去。那时乡下人结婚还有些老讲究，男女相中后先要去买布给女孩子及她的家人做衣服，这在乡俗里叫“穿红”，“穿红”比较隆重，请的人家另外还要给红包，饭菜也格外好些，遇到“穿红”的人家请细丫头会比较高兴。
按照老家的习惯，手艺人上门做事，一天要包三顿饭，细丫头住我们家，每天一早就出去，晚上回来，有时候做的衣服多，要很晚才能回来，外婆在大灶的鼎罐（一种锅）里给他留些热水。细丫头称外公、外婆为同爷、同娘，同爷、同娘是本地的称呼，比干爹、干妈要亲近一些。细丫头的哥哥大丫头落在邻乡，有时来看他弟弟，家里像客人一样招待他。偶尔没有人请细丫头做事，他就像家人一样和我们一起吃饭，后来细丫头的老婆也来了，我们叫她倪婶，和我们相处得很好。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没有过问，我不能确定家里收不收细丫头房费，按照当时的人情以及外公的为人，我想大概不会收。四乡有不少江苏人、安徽人像细丫头一样，每年来江西做手艺，落在一户人家一住就是几十年，邻村有江苏来的木匠还做了本地人的上门女婿。在穷困的年代，他们远走他乡，靠着一门手艺赚点养家钱，但是他们是幸运的，不用走村窜巷四处流浪，不用担心孩子们会露宿野外，总能遇到像外公这样的好心人收留，用我们乡下话就是“落下来”，就像燕子落在人家不再担心风雨。江苏的经济发达了，细丫头再也没有来，那个做了本地人女婿的木匠也带着家眷回了江苏。我做学生的时候从西安回南昌特意从南京转车，懵懵懂懂去苏北找过细丫头，他一家子都非常的高兴，前几年弟弟从上海开车带父母还去看过他。
当我再次从学校毕业时，工作已经相当难找，去上海找工作，一再被盘问有没有上海户口，在上海的公交车上听到上海女人破口大骂“乡巴佬”。在对外地人相对宽容的北京，直到现在戴红袖套的老太太满眼狐疑死死盯着陌生人，政府还在限制外地人，变相将被认为素质不高的外地人挤出北京城。现在城市的立交桥底下被特意浇铸了尖锥，地下涵洞也被封闭。如果江苏来的徐裁缝带着三个孩子来到今天的城市想通过手艺养活一家人，不知道是否有一个涵洞和立交桥让他们在瑟瑟的寒风中铺下一张凉席，让他们遮风避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