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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关于北方长城地带游牧业起源问题的研究取得很大进展⑴。中国学者已经开始在欧亚草原的大背景下讨论这一课题，而且开始注意借鉴西方学者的相关成果和理论方法。Thomas J．Barfield曾经按照自然地理和经济文化特征将现今世界划分为五个主要游牧文化区，分别是，横贯非洲大陆的撒哈拉沙漠以南至非洲大裂谷一线的东非热带草原；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黑海延伸至蒙古的欧亚大陆草原；西藏高原及邻近高原。另外还有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南美安弟斯高地两个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传统均与典型游牧社会有某种差别的变体地区⑵。笔者近来读到Khazanov的文章，比较系统地总结了欧亚草原及沙漠和半沙漠地区、中东、近东、非洲大陆、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等地游牧业起源的研究情况，Khazanov根据各地游牧业的不同起源背景和经济文化特征将历史上的游牧社会划分为欧亚草原类型、中东类型、近东类型、东非类型、欧亚北部类型和亚洲内陆高原类型⑶。Khazanov的文章发表于1983年，其后国外学者已经有了某些新认识，不过该文对于我们了解国外学者关于这一研究领域的相关背景材料还是很有帮助的。另外，P．T．Robertshaw和D．P．Collett的一篇关于从考古学材料中辨识畜牧人群的论文也谈到肯尼亚“非洲裂谷地带”游牧业的起源⑷。这里主要依据Khazanov的文章，将国外学者关于近东、中东、非洲大陆游牧业起源研究的情况译介出来供参考。Khazanov文章中有关欧亚草原、沙漠和半沙漠地区的部分笔者已有文章涉及⑸，有关欧亚北部高纬地区和亚洲内陆高原的材料和认识均不丰富，均从略。
一、近东地区
Thomas J．Barfield认为“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是一个独立的游牧文化区，主要饲养单峰驼作为驮畜并提供肉食，沙漠边缘同时饲养绵羊和山羊，牧民使用山羊毛织物制作的黑帐篷，也从绿洲上的阿拉伯农民手里获取枣椰和其他食物，用公驼与商队交易。Khazanov划定的近东地区包括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半岛、叙利亚、巴勒斯坦，大体相当于Thomas J．Barfield划定的“撒哈拉沙漠和阿拉伯沙漠游牧文化区”的阿拉伯沙漠部分。
Khazanov认为，近东地区的主要畜牧业中心是阿拉伯半岛。自公元前第三千纪结束时开始，在阿拉伯中部小牲畜最终取代了牛，不晚于公元前第四千纪时畜牧业开始占据主导地位，不过年代还可以讨论。撒哈拉—阿拉伯地区最后的干旱阶段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并沿续至今，这可能导致畜牧者移动到农耕区边界。但是阿拉伯游牧化的最终形成与骆驼成为骑乘动物有关。一般认为骆驼的驯养开始于公元前第二千纪的中叶或者后半叶。有些学者认为近东各地骆驼驯养的发生情况不尽相同，年代亦早于公元前第二千纪中叶；有些学者以为甚至可以早至公元前第四千纪。有些学者则指出骆驼驯化与骆驼饲养专门化不同，其间当有巨大的时间差距。受半岛干燥化影响，骆驼饲养的专门化有可能出现在公元前第二千纪的阿拉伯半岛的某一地区，这导致在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内陆地区真正游牧民的散布。为了扩充草埸以增加牲畜、获取农产品以及与定居社会进行贸易，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入侵的游牧民席卷约旦至巴勒斯坦地区。公元前第二千纪的开始阶段甚至更早，马匹出现在近东农业区，长期被视为珍稀动物。公元前第二千纪时轻便四轮战车颇为流行，马匹几乎从未成为骑乘动物，当时及稍后流动的畜牧者较少使用最初饲养于山区的马匹。阿拉伯半岛的马匹最初出现于一世纪初期，有的学者强调在阿拉伯半岛骆驼替代了马匹的作用。近东类型中的阿拉伯亚型最终形成的时间意见不一。有些学者提出公元前第一千纪末叶在阿拉伯北部出现一种新型骆驼鞍桥，有利于骑士解脱双手，这样就显著地提高了军事效率，此后才谈得上真正的阿拉伯游牧民。有的学者将游牧时期定在公元前三世纪，甚至晚到“公元”至“穆han默德时代”之间。有的学者以为阿拉伯半岛定居城邦的毁灭和商队贸易的衰落刺激了部分定居者转化为游牧民，这个见解可以商榷，不过在古代期结束和中世纪开始阶段部分游牧民确实有可能来自定居者。
二、中东地区
Khazanov划定的中东地区包括小亚细亚、伊朗、阿富汗，相当于Thomas J．Barfield划定的“地中海沿岸经安纳托利亚高原、伊朗高原至中亚山区一线”的游牧文化区。在现代民族志材料中，这里主要饲养绵羊和山羊，牧民根据地势依海拔高度迁徙，畜群种类颇有差异，包括绵羊、山羊、马、双峰驼和驴，牧民在农庄里饲养对牧埸和水源要求更高的牛，用畜肉和毛、奶、皮革制品与农民交易谷物和其它制品，谷物在饮食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牧民用黑山羊毛织物制作的帐篷设立营地。以下是Khazanov对中东地区游牧业起源研究的评述。
畜牧甚至半游牧人群出现在伊朗山地和亚美尼亚高原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第三千纪，年代非常旱，但是公元前第三千纪并没有出现真正的游牧民。古提安人(Cutians)和加喜特人(Kassites)似非真正的游牧民，几乎没有文献提及公元前第一千纪和公元第一千纪前半叶的流动畜牧者，这与中世纪的景象迥然有别。在古典期的小亚细亚，虽然畜牧人群随季节变化将牲畜在山地和草地之间迁移，却不是真正游牧民；在古典期的伊朗，希罗多德提到波斯人的六个部落中有四个是游牧民。史料中的畜牧者虽然普遍，真正的游牧民却较少，法尔斯地区(Fars)有骆驼饲养者。其后第一批出现的游牧民是山地居民，他们给各种政治集团特别是希腊人带来冲击，被称为“流浪者”和“抢劫者”。马地亚人(Mardeans)、卡都西亚人(Cadusians)、科萨亚人(Cossaeans)、攸克西亚人(Uxians)、埃拉米亚人(Elameans)、帕瑞塔卡人(Paraetaceni)与后来的库尔德(Kurds)人和鲁尔人(Lurs)相似，与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也有些相似，均存在辅助性的定居和农业。在畜种构成方面，这些山地部落的小牲畜与大牲畜同样重要，但是几乎没有乘畜，几乎没有马匹，更几乎没有骆驼，文献中他们通常都是徒步的弓箭手。
出现在中东地区的真正游牧人来自欧亚草原，但是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西徐亚人(Scythians)、帕尼人(Parni)、塞种人(Sakas)、贵霜人(Kushans)、阿兰人(Alans)、乔尼特人(Chionites)、*[口+厌]哒人(Ephhthalites)等族群通常定居下来，因此并未对当地畜牧生产方式产生实质性影响。中世纪来自阿拉伯半岛和欧亚草原的游牧洪流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巨大变革，特别是农业城邦的崩溃和各种游牧势力的增长，导致游牧区扩大和游牧民增加。在中东地区中世纪的游牧化进程中阿拉伯人发挥的作用较之欧亚草原的突厥人和蒙古人要小得多。游牧化以各种方式发生，最主要的方式是游牧民直接移民进入中东占有土地，这经常与驱逐定居或半定居人群相伴随。游牧民力图保持其经济方式，但是生态环境有时会起到限制作用。他们不能进入安纳托利亚高原，对单峰驼而言那里太过寒冷。在伊朗，他们局限在法尔斯地区(Fars)的西南省份，并且部分占有库泽斯坦(Khuzistan)，游牧民的主体在库拉珊地区(Khurasan)逐渐定居下来并且伊朗化；但是突厥人带着更习惯于寒冷的双峰驼和马匹在安纳托利亚高原定居下来，特别是在塞尔柱突厥(Saljuq)征服以后。然后通过安纳托利亚高原的西部向爱琴海和地中海沿岸扩展。但是安纳托利亚高原(尤其是西部)的自然条件适宜农耕，而且中央政府往往鼓励定居，游牧业的发展颇受局限。游牧民涌人更为干旱的伊朗的浪潮持续了数百年，尤以十一、十二世纪的塞尔柱人和十三世纪的蒙古人为甚，十二至十四世纪时游牧民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另外中央政府经常将游牧民重新组合和迁徙，因此分布范围更为广阔。游牧民在伊朗的优势地位导致当地孤立的农耕、半农耕族群游牧化。在阿富汗南部，十世纪以前可能存在一些孤立的游牧或半游牧族群，在乌古斯人(Oghuz)移民和和欧亚草原游牧民入侵之后游牧业才成为阿富汗的传统经济形式。
这种游牧化的连锁反应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发生在欧亚草原，在中东地区则完成于二千年之后，是一个拖延而断续的过程，至公元第二千纪时游牧民才真正占据了全部适宜生态环境带。中世纪的中东地区形成了三个游牧或半游牧亚型，来自南方草原和半沙漠地带的畜牧移民古尔于人(Gurgan)、穆格汗人(Mughan)和库拉珊人(Khurasan)的牲畜组合以绵羊和马为基础，受欧亚草原影响最为强烈。第二个亚型与骆驼饲养和枣椰种植有关，包括伊朗西南部的阿拉伯人以及玛克兰(Makran)和巴鲁齐斯坦(Baluchistan)的畜牧者，受到近东类型的影响。第三个亚型分布在山区，包括鲁尔人(Lurs)、巴赫蒂亚里人(Bakhtiari)、凯什盖人(Qashghai)、库尔德人(Kurds)等，小牲畜饲养更为发达，但是古代大牲畜的数量较今天更多。整体来说，欧亚草原游牧民对伊朗和阿富汗游牧业的影响较之阿拉伯游牧民要大得多，许多伊朗语词汇借自突厥语并非巧合，这种影响源自生态环境和历史传统。不过中世纪时单峰驼更具优势，而在公元前第一千纪双峰驼则几乎遍布伊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