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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晏(公元715～780年)，字子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他自幼天资聪颖，刻苦好学，七、八岁时就能诗善文，被誉为神童。开元十三年(公元725 年)，唐玄宗李隆基到泰山封禅，行至曹州行宫，看到了刘晏写的《东封书》，很高兴。一问，才知道他年仅11岁，不禁又惊又喜，视为“国瑞”，遂将他带回长安，破格授予他一个小官。数年后，他改任地方官，先后做过夏县(今山西夏县)县令、温县(今河南温县)县令，接着升为彭原太守、陇州刺史、华州刺史、河南尹。肃宗李亨即位后，刘晏先是担任了一段京兆尹，接着改任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盐铁铸钱使等，开始负责财经工作。时至代宗李豫时，他曾一度担任宰相，随后又被任命为御史大夫，领东都、河南江淮转运、租庸、盐铁、常平使，分理天下财赋。此后，还两次出任吏部尚书。由于他对官员们的任免和考绩都公道，史书上称他“久掌诠衡，时议公允”。待德宗李适登极之初，刘晏又开始统管全国财赋。
刘晏担任理财官长达20多年。其间，一向“以爱民为先”，勤慎廉政，除弊兴利，政绩卓著，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理财家。
(一)
长安是唐朝时(今陕西西安)的首都，人口多达近百万，致使关中地区生产的粮食，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不得不从东南各地大批调入。当时，运粮主要靠水路，其路线一直是从淮河进入汴水，再经黄河转渭水而进长安。然而，自安史之乱起，传统的漕运路线被切断，只好溯长江，渡汉水，抵洋州，再转陆路运输。如此一来，耗时过多，供不应求，造成了长安米价暴涨，一般平民常常没饭吃。刘晏接管理财工作以后，下决心解决漕运问题。为此，他亲自顺着黄河，到三门峡、硖石、河阳、洛口等许多地方详细勘察，找当地有关人员多次商讨，总结以往的漕运经验，亲自组织并指挥民工，迅速地疏浚了久已荒废的河道。接着，他又多方改善了航远办法，改革了漕运组织，大大缩短了漕运时间，使江南的粮食源源不断地运进了长安，从而保证了长安的粮食需求和物价稳定。为此，老百姓无不欢天喜地。唐代宗也欣喜异常，称赞他：“卿，朕之酂侯也!”将他比同汉刘邦时的名相萧何。
自安史之乱后，朝廷为解决财政困难，一改当初开放盐禁的作法，而实行了食盐专卖政策。在山海井灶产盐之地，设置监院，令专业产盐的亭户将所产之盐，全部卖给盐官，再由盐官转运各地，由官府卖给老百姓。由于盐官们贪赃枉法，处处敲诈勒索，使百姓深受其害。对此，刘晏首先裁汰了一批鱼肉百姓的盐官和盐政管理机构，并将原来的官产官销制，改为官府“收盐户所煮之盐，转卖于商人”。即允许私人产盐，也允许商人销盐，官府只控制货源。这一措施，充分调动了盐户和盐商的积极性，也节省了官府任用的产盐、运盐和销盐人员(实质是减少了贪官污吏)。与此同时，刘晏奏请皇帝同意，严禁各地再对盐商增加税收，以免加重吃盐者的负担。随后，他又在交通不便的偏远地区，设立“常平盐”，即将盐运到那里储存起来，一旦缺盐，就平价抛售，以免商人抬高盐价，坑害百姓。此外，他还在吴、越、扬、楚四地设置许多盐仓，以备食盐歉收时，救济百姓。
盐政改革后，国家的盐利收入明显增加，百姓用盐更加方便，史书上称之为“官获其利，而民不乏盐”，真可谓“一举两得”。
(二)
唐朝自初期开始，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2石粮食，称为租；每年服役20天，不然则多交6丈绢或7.5丈布，称为庸；另交2丈绢、2.5丈布、3斤麻，称为调。除租、庸、调之外，农民还须按户交户税，按地交地税，并负担多种杂项徭役。据史载，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元月，“江淮饥，人相食”，但官府依旧横征暴敛。尤其是当时任租庸使的权臣元载，总以为江淮虽经兵荒，仍比其它地区富足。所以，不仅强征当年租调，还要把安史之乱以来共8年的拖欠租调，统统收上来。在他的怂恿下，差吏们竟包围民宅，强行搜夺，“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十取八九”。百姓们忍无可忍，不得不群起反抗，以至于震惊朝堂。
刘晏上任后，立即下令各州县停止元载时的作法，并将差吏搜夺的百姓财物，如数归还各家各户。接着，“罢无名之敛”，即取消一切“乱摊派”，适当减免了一些税收，还赈济了一批贫困者。他还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新制定了两项灵活的赋税政策。一是“常岁平敛之，荒年济救之，大率岁增十之一”。即按年成好坏收赋税，但确保赋税额的持平。二是基于当时当地手工业比较发达，其产品在当地又消耗不了，便让盛产铜器、漆器、瓷器和绫、锦及文房四宝的地方，以这些产品，充当应交的赋税。这样一来，既调剂了商品的余缺，又方便了百姓纳税，深受百姓的欢迎和拥戴。
(三)
当时，旱、涝、蝗等各种自然灾害，经常发生。一旦受灾，最倒霉的显然还是老百姓。为应对自然灾害，刘晏也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首先，刘晏认为救灾如治病，应以预防为要。他说：“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惫；善救灾者，勿使至赈给。”要“应民之急，未尝失时，不待其困弊、流亡、饿殍，然后赈之也”。为此，他要求设在诸道的巡院和院官，每旬每月都将所辖州县的雨、雪、露、霜等有关情况，及时报告给他，以便准确预测灾害的征兆，提前做出相关的安排。
其次，在灾害已经形成的情况下，刘晏反对坐等国家赈济的消极办法，而是带领百姓开展积极的生产自救。他认为受灾地区“所乏粮耳，他产尚在”。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其它土特产品的加工生产。然后将产品运销到丰收地区，或者去满足官府之需，从而换回粮食之类。
第三，为提高防灾抗灾的能力，刘晏恢复了废弃多年的“常平仓”，即官府所设储粮备荒的仓库。在丰年粮贱时，由官府高价购粮存入仓内；待荒年歉收时，再以低价卖给百姓。为搞活市场，他还充分调动商人的积极性，鼓励他们下乡收货卖粮，以方便灾民。
史书上还说：刘晏待人宽，对己严，品质高尚。在勤政方面更突出，常常是“质明视事，至夜分止”；“为人强力，事无闲剧，必于一日决之，不使留宿”。但非常遗憾的是，他的忠君爱民之举，得罪了一批贪官污吏。他们变着法儿陷害他，甚至诬告他蓄谋作乱，致使他最终蒙冤而死。奸佞们基于他多年掌握朝廷经济大权，都以小人之心，猜测刘晏家内必定存财无数，竭力主张抄他的家。但抄查的结果是：“惟杂书两乘，米麦数斛”而已，反而证明他是一位少有的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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