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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联是我们国家的流传下来的文化，我们还能在对联中发现有趣的故事。
汪精卫是人尽皆知的卖国贼。1940年3月，在抗日的危急关头，汪精卫卖国保身，投靠日寇，成立了南京伪国民政府，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自此，汪精卫成了中国头号大汉奸，人民对他深恶痛绝。这时，有一位被称为“灵谷老人”的老者作了一副对联，“祝贺”汪精卫荣任主席：
昔日盖世之德，
今朝罕见之材。
从字面上看，这对联似乎在吹捧汪精卫，但依循汉语中谐音双关的方法来解读，“盖世”者，“该死”也;“罕见”者，“汉奸”也!
1941年的除夕，汪精卫见过他的日本上司，驱车回到寓所。辞旧迎新之际，他一时兴起，想效仿明太祖朱元璋写对联，以示与民同乐。在妻子陈璧君的提醒下，汪精卫想出了两句仁义之词，当即提笔在红纸上写下：
立民族民权民生之宏愿，
开为党为国为公之大业。
汪精卫一撂笔，他手下的人均赞不绝口，有人忙将对联贴到大门口。那天夜里，汪精卫特意赏酒给家中仆人、警卫，一干人不知不觉都多喝了几杯，看门的警卫靠在门边打起了盹。这时，一个以卖字为生的前清老秀才从门口经过，见了大门上的对联，怒不可遏。老秀才把对联细看几遍，取出笔墨，在红纸上挥了几笔……
第二天一早，汪精卫还没起床，就听下人来报，说是大门口挤满了人，都在议论那副对联。汪精卫慢悠悠地下床来到阳台，见大门口果然人头攒动，便喜笑颜开，以为百姓是赞赏他的文采。不想，警卫一脸慌张上前报告……汪精卫一听大惊失色。原来，春联已被改动，其中的“民”字都多了个三点水，“为”字都加了个单人旁，经此一改变为：
立泯族泯权泯生之宏愿，
开伪党伪国伪公之大业。
汪精卫羞愧难当，急忙命人撕下对联。据说，从此以后，汪精卫再也不敢写春联了。
清代有个姓潘的山东人在江南某地当县官，他上任之初，其父撰书一联相送：泪酸血成，悔不该手辣口甜，只道世间无苦海;金黄银白，但见了眼红心黑，哪知头上有青天。联语告诫儿子，做人应宽厚仁慈，与人为善，不可见利忘义，为非作歹，人间自有王法。否则到了那时，才醒悟到泪酸血咸、头有青天，悔之晚矣。
清代书画家郑板桥曾写过一副家教联语：咬完几句有用书，可充饮食;养成数竿新生竹;直似儿孙。联句教育子孙做人要像竹子一样虚心有节、刚直不阿。寄寓了殷殷期望。
清代文人王之春也有一副家教联：少读书，便是低天分;行刻薄，真乃大糊涂。此联意思是：人没有天生的低天分，一个人天分的高低全在于后天的用功程度，天分低是因为自己少读书的缘故，由此勉励儿孙要多读书。
1924年，爱国将领冯玉祥送别儿子出国留学时。(.)特撰一联：欲除烦恼须无我;历尽艰难好做人。联语要求儿子做一个好人，必须经过锻炼，要有信心。在艰难中把自己磨炼成一个忘我的人。
郭沫若曾于1940年为其侄媳魏蓉芳题写一联：莫学芙蓉空有面;应效芬芳发自心。此联妙趣横生，用蜂腰格自然地嵌入侄媳名字，情深意切地教导她要诚实做人，表里如一，不失为家教的劝世箴言。
相传，《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不仅能文善诗，而且还精通医理，他曾经就以对对子的方式，治愈了顽疾。
某天，和施耐庵比邻而居的顾员外来到他家，说儿子顾斐这些天卧床不起，想请施耐庵前往诊视。施耐庵慨然应允，来到顾家后，只见顾公子年约二十，可是却面色萎黄，精神恍惚，脉象细涩而无力，看样子病得不轻。施耐庵便耐心地询问病情，而病者却闭目答非所问，口中只喃喃地念道：“此木为柴山山出。”施耐庵听后，心中颇觉奇怪，这分明是个上联嘛，难道公子只是苦于无对，方才……于是他便对顾公子说道：“有对了!”顾公子悠然睁开双眼，只听施耐庵对道：“因火成烟夕夕多。”这分明是副绝对，顾公子一下子精神大振，竟坐起来喜道：“请问先生，‘山石岩前古木枯’，可有下对?”施耐庵略加思索，然后答道：“白水泉中日月明。”
顾公子听罢，竟忘了自己还在病中，他一边下床，一边吩咐小童招待施耐庵。此时施耐庵心中已是明了，他悄悄问顾斐：“敢问公子，是否有意中人出联相难?”顾公子两颊一红，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原来顾斐正是因为思虑过度而引发心病，此时心中块垒一解，“病”自然也就好了大半了。
故事虽小，可是却阐明了一个养生方面的大道理，那就是一个人如果过度忧思，势必会给身体造成极大的伤害，严重者甚至会忧思成疾，就像故事中的顾斐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