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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提出全文的中心论点。
本文的中心论点在开篇的第一句话中就带出，“学者必有师”。托古言事，更增加了立论的力度。接着，对“师”的职责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这简短的概括，包含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在传道、受业、解惑三者当中，传道是核心。所谓“道”，就是儒家的思想。在佛、老盛行的唐代，韩愈倡导“古文运动”，主张“文以明道”，表现出反映社会现实的积极进取精神。如果说“传道”是目的，那么“受业”就是手段。“业”是指儒家的经典，是“道”的载体。在“受业”过程中，学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疑问，所以老师最具体的任务就是“解惑”，而韩愈也正是从这方面申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这一有力的论辩，解决了“从师”的问题，已不容置疑。然后，将讨论的焦点引到择师的态度和标准上来，推出了“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结论。这一观点直接指向了士大夫阶层的门第观念，具有在学问面前人人平等的民主精神和辩证思想。
第二段，批判“士大夫之族”的“耻学于师”。
如前所述，本文有复杂的写作背景，并不是一时的即兴之作。经过前面一段的理性陈述，涌动在作者心中的“不平之气”终于一吐为快。第二段以感叹发端，携着批判的锋芒，如暴风骤雨，涤荡乾坤，令人耳目一新。“师道”唯其失传“久矣”，则今日扭转世风更难。作者运用了三组对比，将论述的重点转移到批判现实中来。先以“古之圣人”比照“今之众人”，得出了“圣益圣，愚益愚”的结论；再以择师教子和自身“耻师焉”作对比，得出了“小学而大遗”的结论；最后将“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士大夫之族”的学习态度进行对比，揭示了尊卑贵贱和智力高下成反比的奇怪现象，发人深思。
第三段，援引圣人从师的态度，进一步阐述师道、师生关系。
这一段的开头语气又归于和缓、理智，在平易中道出“圣人无常师”的事实。虽然论述文字很少，但十分有力。无论是举实事，还是引言谈，都能令人心服。最后，作者以“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作结，既是对前面有关从师学习态度的申述，也是对师生关系、师道关系的新的概括。这一思想表现了一种动态观，用相对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师生关系，将老师和学生之间那条人为的固定的界限取消了，并对自古以来“师道尊严”的传统提出了挑战。这种闪光的思想，被后世许多教育家引申发挥，对教育理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可是在当时，却遭到士大夫阶层的鄙视和痛恨，也不为一般人所理解。
第四段，说明写作缘起。
从表面上看，《师说》是为了鼓励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学“古文”而作的，也许还包含了一点自鸣得意的意思（因为李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实际上这只不过是触动韩愈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或者干脆说是一个借口。全文论证严密，说理透辟，是一篇深思熟虑的作品，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对师生之间的往来赠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