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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韩胜利考上了西安的大学，成为全村第一个大学生。这个瘦弱、文静的儿子，简直成了韩培印最大的骄傲。他坚信儿子用不了多久就会“出人头地”。因此，为了帮儿子凑出大学需要的学费和生活费，他卖掉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又和儿子一起来到西安，在49岁那年，变成了一名农民工。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
“胜利我儿，如今你也上了大学……要靠自己的努力，好好学习，前途是光明的。”
小小的本子已经泛黄了，黑色的封皮也卷了起来。刚到西安的时候，韩培印就买了这个本子。他在上面记录电话号码、记录借钱还钱的账目，也会写下一些准备跟儿子“谈谈人生”的内容，那些内容大多与梦想有关。
当韩培印知道儿子考上了省城的大学，而且选择了“热门”的通信工程专业时，梦想就伴随着骄傲一起降临到这个陕西农村的家庭里。
“大家都觉得上了大学肯定有出息，有前途。”老韩说。他并不知道，这一年，全国高校展开了第四次大规模扩招，共有320万名考生进入大学。他只是为自己的儿子自豪，毕竟，这是村里第一个考上大学的娃。
韩培印卖掉了家里值钱的东西，又跟所有可能的亲戚朋友借钱，凑出了儿子的学费。当把儿子送进大学之后，他也在这座繁华的省会城市里留下来，当起了农民工。
农民韩培印的生活就这样转了个弯。每天，他不再下地劳动，而是和其他工友一起，举着“找工作”的纸牌，等着有需要的人找到自己。他的工作也每天不同，有时候是帮建筑工地运沙土，有时候是在居民楼里帮人铺地板……
在山区老家的村里，韩培印不是村干部，却毫无疑问是个有地位的“能人”。他上过初中，是全村唯一一个会写春联的人，甚至两家吵了架，他也会出面帮忙劝和。而现在，他又把儿子培养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这一切都带给了他无与伦比的满足感。
如今，这对来自农村的父子在繁华的城市里相依为命。很多时候，对于韩培印而言，坐两元钱的公交车都显得有些奢侈，所以他不常去学校看儿子，而宁可在路边的“话吧”里花几毛钱打个电话，和住在同一个城市的儿子说上几句。
他的工作都是纯粹的体力活。有时，他需要甩开膀子，用铁锨一下下地把沙土铲到几乎和自己差不多高的卡车拖斗里；有时，他需要站在拆迁的废墟上，一榔头一榔头地把一间房屋慢慢砸成碎砾。而这些让他腰酸背痛的活计，就是儿子韩胜利学费、生活费的来源。
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
尽管在城市里相依为命，但韩培印和儿子之间仍然有一些彼此隐瞒的事情。在很长的时间里，韩胜利都不知道父亲是怎样低声下气地为自己借来了生活费；而作为父亲，韩培印也从来不知道，儿子在学校的生活具体是什么样子。
常常两份青菜、5两米饭、一盆绿豆汤，就是这个瘦瘦的男生一顿午饭的内容。他给自己的伙食费标准是一天6元，隔两天吃一次肉。
韩胜利常常觉得别人的生活不可思议。他班上一位来自温州的女生，因为不适应西安的水，干脆从超市搬回来两箱矿泉水，一箱用来喝，一箱用来洗头发。
这样的生活与这个来自农村的男生的距离，像神话故事一样遥远。当同学拿矿泉水洗头的时候，他却琢磨着把那些空瓶子捡来卖钱。
因为觉得“学习比较忙”，他并没有勤工俭学的打算。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都在学校的运动场上、天台上逛来逛去，询问喝完水的同学“瓶子还要不要了”。
韩胜利捡完矿泉水瓶，看着远处的高楼想：“我想留在城市，城市就是比农村好多了，生活条件、交通、文化，都比农村好。”
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除了无与伦比的自豪感，韩胜利4年大学的经历，也给韩家带来了另一个“副产品”。
每次坐汽车回家的时候，韩培印都会从城里抱回来些东西，比如成箱的方便面，或者大袋的糖果。久而久之，韩胜利的母亲在家里开起了全村第一个小商店，把这些城里抱回来的东西拆着卖给邻居们，挣点小钱。
因为韩胜利的关系，韩培印直接用了儿子的名字命名商店，并且把“胜利商店”几个大字印在了商店的招牌上。
当商店的经营渐入佳境的时候，韩胜利大学毕业的时间也慢慢临近了，可找工作的形势也变得越来越严峻了。曾经“热门”的通信专业也不像传说中那么好找工作了。
韩培印却依旧是乐观的。他始终觉得，无论如何，“大学生”总是一个光鲜的身份，不可能面临没饭吃的问题。随着韩胜利毕业时间的临近，他开始越来越细致地编织自己的梦想，并且换掉了已经写满的笔记本，写在了一个新的黑色本子上：
“明利（韩培印的大女儿），胜利，父亲一定要在2013年前后，也就是在父亲的60岁前后，我们全家到北京去，到时候，我们大家都有钱，到北京一定好好玩几天。现在我们大家，胜利你要好好学习，明利要好好过日子，你妈好好管家务，我在西安好好挣钱，争取有那么一天。”
他并不知道，韩胜利此时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导购啊、服务员啊、保安啊都行，只要别人能要我。”韩胜利说，“现实就是这样，找不到工作就要接受它。”
那时不读书，给娃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韩胜利毕业后找了一份在青海的工作，试用期每个月拿600元的工资，在野外帮当地的单位铺通信光缆。韩培印算了算，这收入还没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挣得多。
“我本来想着，大学生毕业了，工作肯定会在办公室里，而且有空调……”韩培印嚅嚅地说着。他开始时不时地后悔，自己为什么让儿子选了这样的专业，又后悔，也许当年根本不应该让儿子读书。邻居们甚至时不时对他讲：“当年不让娃上学，给他买个三轮车，现在也发了！”
这个原本贫穷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轨，连家里那个因为儿子上学而办起来的小商店也越办越好了。可曾经是全家最大骄傲的儿子，如今却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韩培印担忧他迟迟没有结婚，更何况，因为高考结束后迁走了户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经被收回。也就是说，韩胜利已经没有办法再回到农村种地了……
工作了3年之后，韩胜利辞职，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资也涨到了1500元。不过，这仍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数字。
韩培印开始怀疑，念书写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许的事情。连他那个中学毕业、在深圳打工的女儿，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元——足足是儿子的两倍。
事实上，从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没有写过什么东西，甚至连笔记本都不愿意拿出来了。年初的时候，他曾经想在本子上写点什么，再跟儿子谈谈人生，可看到大学毕业5年后，儿子情绪低落的样子，他最后什么也没有写出来。
后记：
如果硬要为该事件加一个新闻标签的话，“读书无用论”是最恰当不过的，这基本上也是韩培印的原意。但如果把大量“韩培印们”的意思掰开来看，“读书无用论”，主要是指大学毕业后子女并没有获得很高的收入，甚至还不如那些不上学的。也就是说，这是在从经济角度看问题。
而事实上，上大学的好处显然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方面。尤其对于农村大学生而言，上大学可以开阔眼界、更新观念，锻炼社交能力，具体技能的学习反倒在其次。所以，真要衡量读书是否有用，需要从多个角度看，也需要从长远来看，大学学到的东西可能到几年甚至十几年之后才能逐渐发挥作用。
为什么农民主要从经济角度衡量读书是否有用？这才是韩培印的故事所透露出的更加引人深思的问题，即农村的贫困。农民依靠种地收入微薄，打工的收入也非常少，所以才有如此多的农民希望子女通过上大学来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所以，农民掏空家庭来供养大学生，更像是一种投资。一旦投资失败，往往是血本无归，经济回报和家庭的尊严都统统失去，全家也可能会更加贫困。
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富裕的哪怕是中产的家庭，是绝不会以这种投资的心态来供养子女上大学的。他们更多地会认为，读大学是孩子的一种人生经历，是让孩子到外面的世界见识世面的一个机会，是增长知识和阅历的重要途径。即便是他们毕业后工资不高也没关系，上大学的学费对这些家庭构不成多大威胁。
这个故事的悲凉之处不在于大学生劳动力的廉价，而在于为什么农民家庭不能承受这种现实。
“读书无用论”反映的是农村的贫困，是农民在家庭发展的问题上缺乏依靠。如果农民的这种投资屡屡失败并由此导致农村大学生不断减少（这在国内知名大学已有显现），那农村的贫困很可能陷入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