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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余秋雨先生的《行者无疆》中，有一篇批评西班牙斗牛的文章，题目为《只因它特别忠厚》里面说“……从驱使多年到一朝割食，便是眼开眼闭的忘恩负义，这且罢了，却又偏偏去激怒它，刺痛它，煽惑它，极力营造杀害它的借口……牛知道什么却要把生死搏斗的起因推到它身上，至少伪装成两边都有责任，，似乎是疯狂的牛角逼得斗牛士不得不下手”
是啊，因为它们特别忠厚，不会撒娇，不会哄我们开心，所以当它们走向死亡时，我们可以那么从容，有时候人虚伪到极致也不过如此，就如外国人批评我们吃狗，他们的确不吃狗，但却让牛吃牛，最后来个疯牛病，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做不到不吃牛、猪，所以我也不会走上街头和他们去为了狗的利益而斗争，有这时间我宁可去帮助那些流浪乞讨的人，世间有太多的残酷事，集中太多的善良也管不完人类自己，不要让我们的善良太泛滥，太贬值。我也并非说我们不该去管这些动物，而是觉得我们应该要平等的世间每种生命，而非有区别的对待他们，这样的爱心才是有意义的！
海牙的老人
海牙的清晨，湿漉漉的广场上摆满了旧书摊，很多老年人把毕生收集的书籍、古董陈列在那里，让人选购。
在博物馆前的那个角落，一位年迈的摄影师摆出了自己拍摄的数千张旧照片，按年份日期排列，边上还摆放着三台老相机，足可把他的一生概括；而他，又能从自己的角度把荷兰的历史概括。
见我仔细翻阅，老人两眼放光。但最后，我当然还是让他失望。他用英语向我嘟哝：全拿走吧，实在不贵。
我暗自责备自己翻阅得太久了，使他产生误会，因此躲避着他的目光。但我还是抬起头来看着他，向他道谢。我想他应该认出，我是中国人。连他们这么小的一个国家也无法把自己的历史图像收入博物馆，任其在博物馆门外长期求售，那可想而知，我们中国流浪在外面的历史符号就更多了。我们怎能，不先收拾自己的门庭，反把人家的历史图像带走我们中国人太知道，这些历史图像一旦被带走，就再也没有回来的时日。
中国人也许做过很多不该做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把别人的历史藏在自己家里。
老人见我要离开，又说了一句：“也可以拆开了买走，譬如，先生出生的那一年……”
这话使我心里一动。因为曾经听说，一些企图申请奥运会主办权的城市，想送一些充满个人情谊而又无贿赂嫌疑的小礼物给国际奥委会委员，最漂亮的是一份某委员出生那天的《泰晤士报》，让他看看，在他走到世界的那一天，世界发生了一些什么事。那么，照老人的提议，我也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生命出现时的某些远地风景我连忙回头再看那些照片排列，找到我出生那一年，厚厚一叠，但我再看前前后后，每一年都齐整无缺，可见至今没有人零拆买走。从老人的生活状态看，他未必拥有保存底片并再度复印的技术设备。我笑着向他摇摇头，心想，我算什么呢一个如此平凡的生命，一个在湿漉漉的早晨偶尔驻足的过客，岂能为了比照自己的存在，抽散这位老人的平生劳作我相信，在他的同胞中，会出现一个更负责的收藏者，将这些照片保存得更完整、更有意义。再等一年半载吧，老大爷。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麻烦，能不能不要打仗，而由一个法律机构来仲裁这是人类的理性之梦，结果便是海牙国际法院的出现。
到海牙总要去看看国际法院，世界各国的旅行者都这样想。于是市中心的和平宫栅栏外，停满了各种旅行车辆，挤满了一队队来自各国的游人。
和平宫就是国际法院的所在地，由美国企业家卡纳基捐款修建，竣工于一九一三年，第二年就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好像冥冥中加重了这栋楼屹立在世界上的必要性。
这栋楼造得庄严、大气，但更漂亮的是环绕着它的巨大庭院。因此，从铁栅栏到和平宫的主楼还有很长的距离，中间是葱茏的草地，远处林木茂密。
国际法院不是一个纪念性遗址，而是一个天天都在忙碌的联合国司法机构，当然不允许旅行者参观。因此，铁栅栏外的参观，其实只是远眺。
我们几个拨开众人，找到了第一层正门，说我们来自何方，两天前曾来过电话，承蒙同意入内参观。门卫立即向里边打电话，然后态度变得非常客气，要我们等一等，说很快就会有人出来接引。
出来的是一位女士，讲法语，让我们每个人把护照交给门卫。门卫一一登记了，一并归还。女士一笑，摊开手掌往里边一让，我们就在各国旅行者惊讶和羡慕的眼光中鱼贯而入。
被那么多目光注视背后，总觉得不自在，不知哪位伙伴说：“干脆，神态凝重一点，装成被告或原告模样吧，让那些不能进来参观的人心里平衡一点。”
我说：“装不了。谁都知道，中国人从不在国际法院找麻烦。”
又一位伙伴说：“该不会遇到米洛舍维奇吧，说不定这些天引渡过来了。”
我说：“那归前南特别法庭管，不在这里。这里是法院，统领那个法庭。”
说着，已走到和平宫主楼的正门，那里站着两位警卫。领路的女士与他们说了一阵，警卫拿出一本登记簿让她写了一些东西，然后她转身向我们挥手。原来她已完成任务，要离开了。主楼里边，已有一位年轻的小姐等着我们。
我们跟着这位小姐轻步前行，绕来绕去，居然从主楼的后门绕到了一座新楼。那里有几排椅子，她叫我们坐下休息，说过一会儿会有一位官员来接我们。
大概等了十来分钟，听到一声热情的招呼，是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女士，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显然她比较重要，因为她讲话很多，无拘无束。
从她口里越来越多听到一个人的名字，说他要破例接待我们，今天一早就亲自给她打电话作安排。我们问那人是谁，她一怔，然后笑了，说：“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他是国际法院副院长，今天特地空出时间来等你们。我现在正领你们去他的办公室。”
这条路有点复杂，上二楼，走过一条长长的玻璃走廊，又回到了主楼。她先领我们看了看各位大Fa官审案前开会的会议室，再看隔壁的审判庭。这两个地方今天都空着，一派古典贵族式的庄严肃穆。
从审判庭出来，又走了一些路。她向我们先做了一个手势，然后在一个灰色的门前屏息站定，抬起左手看了看手表，抬起右手轻轻地敲了两下。
才两下，门就开了，站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个老人，而且是一个中国老人“你们来了请进请进”———这更让我吃惊了，居然满口浓重的上海口音这便是堂堂海牙国际法院副院长史久镛大Fa官。
国际法院的法官由联合国会议选举产生。史先生在这里极具威望，是国际法院的灵魂人物，但他并不代表中国。
他的办公室分两大间，外面一间堆着各种文件和电脑，里面一间有他的大写字台。宽宽的落地窗前一个会客的空间，我们在那里坐下了。窗外，是法国式的园林，却又带有英国园林的自然风味。
我们尽管经常在媒体上看到国际法院，但对它的了解实在太少，因此一开始就有许多最浅显的问题期期艾艾地提了出来，他一听就笑了。例如———问：你们有事干吗国与国，不是打仗就是谈判，怎么会想着打官司答：我们在这儿忙极了，堆满了案件。你看，积压在手边的就是几十宗。
问：你们判决以后，那些败诉的国家会遵照执行吗答：几十年来只有一个例外，美国。我们判它输，但它不执行，事情递交到安理会，它作为常任理事国投了否决票。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下属机构，这样一来就没办法了。
由此开始，我们的问题越来越多，几乎已经涉及到一切国际大事，但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与外交官全然不同的语言方式。外交官囿于一国，却旋转着表里两层结构，看谁旋转得漂亮，可谓脚盘固定而手法灵活。而他则相反，除了法律和正义，没有固定的国家立场，也没有言谈的手法，全然是一种国际式的平正，毫无修饰和讳避。我们听起来句句入耳，却又有一点陌生。
就像过去一个大家族里各个分立的门户长年对峙，人们早已听熟他们各自的立场，不知哪天突然来了一位“老娘舅”，他没有立场，只有规矩，大家一时有点吃惊。
他是一个国际公民，现在住在海牙，但要经常回上海省亲。以前他长期居住在上海，我问他住在上海何处，他说原来住在华山路淮海路口，最近又往西动迁了。
我们又问，既然经常回上海，会不会像刚才与我们谈的那样，与国内法律界的朋友谈谈国际法律精神这位国际大Fa官淡淡地说：“我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每次回上海，只通知家人。”
天天斡旋着国际间最缠人的麻烦事，却明确声言“不善于交际，也不喜欢交际”，这就突然让我们明白，人们一般理解的“交际”，究竟是什么含义。
我略微有点走神，思路飘忽到了上海的淮海西路一带：踩踏着秋天的落叶，漫步着一位极普通的老人，谁也不知道他是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