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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是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以下是小编收集的汪曾祺的散文，欢迎查看！
天冷了，堂屋里上了槅子。槅子，是春暖时卸下来的，一直在厢屋里放着。现在，搬出来，刷洗干净了，换了新的粉连纸，雪白的纸。上了槅子，显得严紧、安适，好像生活中多了一层保护。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床上拆了帐子，铺了稻草。洗帐子要挑一个晴明的好天，当天就晒干。夏布的帐子，晾在院子里，夏天离得远了。稻草装在一个布套里，粗布的，和床一般大。铺了稻草，暄腾腾的，暖和，而且有稻草的香味，使人有幸福感。
不过也还是冷的。南方的冬天比北方难受，屋里不生火。晚上脱了棉衣，钻进冰凉的被窝里；早起，穿上冰凉的棉袄棉裤，真冷。
放了寒假，就可以睡懒觉。棉衣在炉子上烘过了，起来就不是很困难了。尤其是，棉鞋烘得热热的，穿进去真是舒服。
我们那里生烧煤的铁火炉的人家很少。一般取暖，只是铜炉子，脚炉和手炉。脚炉是黄铜的，有多眼的盖。里面烧的是粗糠。粗糠装满，铲上几铲没有烧透的芦柴火（我们那里烧芦苇，叫做“芦柴”）的红灰盖在上面。粗糠引着了，冒一阵烟，不一会儿，烟尽了，就可以盖上炉盖。粗糠慢慢延烧，可以经很久。老太太们离不开它。闲来无事，打打纸牌，每个老太太脚下都有一个脚炉。脚炉里粗糠太实了，空气不够，火力渐微，就要用“拨火板”沿炉边挖两下，把粗糠拨松，火就旺了。脚炉暖人。脚不冷则周身不冷。焦糠的气味也很好闻。仿日本俳句，可以作一首诗：“冬天，脚炉焦糠的香。”手炉较脚炉小，大都是白铜的，讲究的是银质的。炉盖不是一个一个圆窟窿，大都是镂空的松竹梅花图案。手炉有极小的，中置炭墼（用炭末做成的块状燃料，多呈圆柱形），以纸媒头引着。一个炭墼能经一天。
冬天吃的菜，有乌青菜、冻豆腐。乌青菜塌棵，平贴地面，江南谓之“塌苦菜”，此菜味微苦。我的祖母在后园辟一小片地，种乌青菜，经霜，菜叶边缘作紫红色，味道苦中泛甜。乌青菜与“蟹油”同煮，滋味难比。“蟹油”是以大螃蟹煮熟剔肉，加猪油“炼”成的，放在大海碗里，凝成蟹冻，久贮不坏，可吃一冬。豆腐冻后，不知道为什么是蜂窝状。化开，切小块，与鲜肉、咸肉、牛肉、海米或咸菜同煮，无不佳。冻豆腐宜放辣椒、青蒜。我们那里过去没有北方的大白菜，只有“青菜”。大白菜是从山东运来的，美其名曰“黄芽菜”，很贵。“青菜”似油菜而大，高二尺，是一年四季都有的，家家都吃的菜。咸菜即是用青菜腌的。阴天下雪，喝咸菜汤。
冬天的游戏：踢毽子，抓子儿，下“逍遥”。“逍遥”是在一张正方形的白纸上，木版印出螺旋的双道，两道之间印出八仙、马、兔子、鲤鱼、虾……每样都是两个，错落排列，不依次序。玩的时候各执铜钱或象棋子为子儿，掷骰子，如果骰子是五点，自“起马”处数起，向前走五步，是兔子，则可向内圈寻找另一只兔子，以子儿押在上面。下一轮开始，自里圈兔子处数起，如是六点，进六步，也许是铁拐李，就寻另一个铁拐李，把子儿押在那个铁拐李上。如果数至里圈的什么图上，则到外圈去找，退回来。点数够了，子儿能进终点（终点是一座宫殿式的房子，不知是月宫还是龙门），就算赢了。次后进入的为“二家”“三家”。“逍遥”两个人玩也可以，三四个人玩也可以。不知道为什么叫做“逍遥”。
早起一睁眼，窗户纸上亮晃晃的，下雪了！雪天，到后园去折腊梅花、天竺果。明黄色的腊梅、鲜红的天竺果、白雪，生机盎然。腊梅开得很长，天竺果尤为耐久，插在胆瓶里，可经半个月。
舂粉子。有位邻居，有一架碓。这架碓平常不大有人用，只在冬天由附近的一二十家轮流借用。碓屋很小，除了一架碓，只有一些筛子、箩。踩碓很好玩，用脚一踏，吱扭一声，碓嘴扬了起来，嘭的一声，落在碓窝里。粉子舂好了，可以蒸粉、做“年烧饼”（糯米粉为蒂，包豆沙白糖，作为饼，在锅里烙熟）、搓圆子（即汤团）。舂粉子，就快过年了。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方四正。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她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了北京人的思想。
胡同原是蒙古语，据说原意是水井，未知确否。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是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惜薪司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老娘是接生婆）胡同。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吧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吧。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像其形状的。高义伯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义，如大绿纱帽胡同。
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布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三千六，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
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约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唤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惊闺”（十几个铁片穿成一串，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的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了。
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胡同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住在胡同里的居民大都安土重迁，不大愿意搬家。有在一个胡同里一住住几十年的，甚至有住了几辈子的。胡同里的房屋大都很旧了，“地根儿”房子就不太好，旧房檩，断砖墙。下雨天常是外面大下，屋里小下。一到下大雨，总可以听到房塌的声音，那是胡同里的房子。但是他们舍不得“挪窝儿”，——“破家值万贯”。
四合院是一个盒子。北京人理想的住家是“独门独院”。北京人也很讲究“处街坊”。“远亲不如近邻”,“街坊里道”的，谁家有点事，婚丧嫁娶，都得“随”一点“份子”，道个喜或道个恼，不这样就不合“礼数”。但是平常日子，过往不多，除了有的街坊是棋友，“杀”一盘；有的是酒友，到“大酒缸”（过去山西人开的酒铺，都没有桌子，在酒缸上放一块规成圆形的厚板以代酒桌）喝两“个”（大酒缸二两一杯，叫做“一个”）；或是鸟友，不约而同，各晃着鸟笼，到天坛城根、玉渊潭去“会鸟”（会鸟是把鸟笼挂在一处，既可让鸟互相学叫，也互相比赛），此外，“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我认识一个在国子监当过差，伺候过陆润库、王(土序)等祭酒的老人，他说：“哪儿也比不了北京。北京的熬白菜也比别处好吃，——五味神在北京”。五味神是什么神？我至今考查不出来。但是北京人的大白菜文化却是可以理解的。北京人每个人一辈子吃的大白菜摞起来大概有北海白塔那么高。
北京人爱瞧热闹，但是不爱管闲事。他们总是置身事外，冷眼旁观。北京是民主运动的策源地，“民国”以来，常有学生运动。北京人管学生运动叫做“闹学生”。学生的游行，叫做“过学生”。与他们无关。
北京胡同文化的精义是“忍”，安分守已、逆来顺受。老舍《茶馆》里的王利发说“我当了一辈子的顺民”，是大部分北京市民的心态。
我的小说《八月骄阳》里写到“文化大革命”，有这样一段对话：
“还有个章法没有？我可是当了一辈子安善良民，从来奉公守法。这会儿，全乱了。我这眼面前就跟‘下黄土’似的，简直的，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您多余操这份儿心。粮店还卖不卖棒子面？”
“卖！”
“还是的。有棒子面就行。……”
我们楼里有个小伙子，为一点事，打了开电梯的小姑娘一个嘴巴。我们都很生气，怎么可以打一个女孩子呢！我跟两个上了岁数的老北京（他们是“搬迁户”，原来是住在胡同里的）说，大家应该主持正义，让小伙子当众向小姑娘认错，这二位同志说：“叫他认错？门儿也没有！忍着吧！——‘穷忍着，富耐着，睡不着眯着’！”“睡不着眯着”这话实在太精彩了！睡不着，别烦躁，别起急，眯着，北京人，真有你的！
北京的胡同在衰败，没落。除了少数“宅门”还在那里挺着，大部分民居的房屋都已经很残破，有的地基柱础甚至已经下沉，只有多半截还露在地面上。有些四合院门外还保存已失原形的拴马桩、上马石，记录着失去的荣华。有打不上水来的井眼、磨圆了棱角的石头棋盘，供人凭吊。西风残照，衰草离披，满目荒凉，毫无生气。
看看这些胡同的照片，不禁使人产生怀旧情绪，甚至有些伤感,但是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席卷之下，胡同和胡同文化总有一天会消失的。也许像西安的虾蟆陵，南京的乌衣巷，还会保留一两个名目，使人怅望低徊。
再见吧，胡同。
一九九三年三月十五日
作品评价
汪曾祺的很多小说都将目光聚焦在小人物身上，关注小人物在大时代浪潮中的命运。
试以《黄油烙饼》、《徙》和《云致秋行状》为例。
一、“烙饼是甜的，眼泪是咸的”
这是一个关于吃的故事，这也是一个关于饿的故事。这是一个孩子的故事，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故事。
小说里有多处详细描写食物的段落。萧胜三岁时在家乡吃“萝卜白菜，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七岁时吃“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萝卜白菜，炒鸡蛋，熬小鱼”；后来乡下办了公社食堂，吃的是“白面馒头，大烙饼，卤虾酱炒豆腐、闷茄子，猪头肉”，萧胜觉得“真不赖！”；可是后来就不行了，“还是小米面饼子，玉米面饼子”；再后来“小米面饼子里有糠，玉米面饼子里有玉米核磨出的碴子，拉嗓子。人也瘦了，猪也瘦了。”
萧胜的奶奶如果有两口吃的，就让萧胜先吃；如果只有一口吃的，就让萧胜吃。奶奶最终是饿死的，与村里其他老头老太饿死在同一个春天。萧胜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死，他哭了。
奶奶死后萧胜被爸爸接到研究站生活。他在那里吃“真正的玉米面饼子，两大碗粥，一大盘鲫鱼”，还有爸爸妈妈自己种的山药、南瓜，还能采蘑菇吃。萧胜采蘑菇时又想起来奶奶，此时他不仅知道奶奶已经死了，还知道奶奶是饿死的，他知道饿肚子很难受，于是他第二次哭了。
后来研究站食堂的伙食也越来越不好，“草籽粥没有了，玉米面饼子也没有了。现在吃红高粱饼子，喝甜菜叶子做的汤”。再往后变成“掺糠的红高粱饼子，不放油的甜菜叶子汤”，萧胜“恨”这种食物。
就在此时，三级干部会在这里召开了。萧胜不知道什么是三级干部会，他只看到“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他们连吃了三天，“头一天中午，羊肉口蘑臊子蘸莜面。第二天炖肉大米饭。第三天，黄油烙饼”。与此同时，萧胜吃的依然是“红高粱饼子，甜菜叶子汤”
萧胜不断追问“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当爹的无法启齿，当妈的则默默地用珍贵的黄油、白面和白糖给儿子做了一个烙饼。吃着饼的萧胜又想起了奶奶，痛哭起来。
小说的结构很简单，以萧胜的人生轨迹为线，分为农村和研究所两部分。人人都能看出来小说中的时代是大跃进时期，公社食堂、大放卫星等细节都是大跃进的标志。大跃进的前因后果作者只字未提，对中国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严重危害也只字未提。作者将笔力都放在了描写食物上。通过萧胜的眼睛，看着农村的伙食水平从“真不赖”渐渐变得普通、变差、变得极差。奶奶饿死后萧胜住到了研究所，在农村已经饿死人的时候，研究所里的伙食是非常好，比农村最好的时候还要好。但之后也渐渐变差。这里有一个细思极恐之处：当农村饿死人的时候，研究所吃得很好；当研究所吃得很差时，此时的农村发生了什么？这就解释了作者为何要将故事分成农村和研究所两部分，为什么要设计萧胜先和奶奶生活，再和爸爸妈妈生活，因为作者要将大跃进最恐怖的事实藏起来，由读者去发现、去联想。
萧胜第一次哭是因为他知道了什么是死；第二次哭是因为他明白奶奶是饿死的，明白了奶奶之所以饿死是因为把食物留给了他；第三次哭哭得最伤心最痛苦，因为他看到有人可以吃的那么好，便突然明白奶奶原本可以不饿死。他一开始以为奶奶的饿死是天灾，后来以为奶奶的饿死是为了自己，最后他才明白，奶奶的饿死是一个他讲不清的、更大的东西造成的。
那些在南食堂吃着羊肉的干部知不知道北食堂的群众此时在吃什么？知不知道农村人此时在吃什么？
二、“你想飞，你没有飞出去呀”
《徙》是汪曾祺少见的表现时代变换、历史沧桑的作品。从清末取消科举一直写到抗战爆发，将近半个世纪。如果放眼整个中国，这半个世纪是群雄逐鹿、豪杰并出的时代，有着写不尽的壮怀激烈。而汪曾祺偏偏写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县，小县中的一个不起眼的小学，小学中一个不起眼的国文先生，和他的身边人。故事围绕高鹏写了一群人。从代际看，从高鹏的父辈一直写到他的女儿；从师承看，从他的恩师一直写到爱徒。他们都是有真性情、真品格、真才学之人，他们都应该“化而为鸟”，应该“怒而飞”，应该飞向更大的世界。
高鹏世家业儒，可祖父、父亲都没有考取功名；恩师谈甓渔学问很大、名气很大，却只中过举人，之后累考不进；高鹏自己有天资、知发奋，却在中秀才后就遇上废除科举；他想纯粹地教书，却屡屡遇到派系的斗争和政治动荡；女儿高雪气质不凡、弹唱出色，却被战争困在小城中抑郁而死；爱徒汪厚基绝顶聪明，却被家里安排当个中医，最后连爱妻得的什么病都不知。汪曾祺将目光聚焦在市井人物的命运上，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困顿、困厄和困惑，再由市井人物的命运体现大时代的进程。
原本应该化鹏高飞之人，因为环境和时代的封锁，因为社会观念的固执，也因为自身性格的局限，被锁在逼仄的境况中。他们所有的抵抗，最终还是沦为更深的煎熬、徒劳和绝望。高鹏性格孤傲、特立独行，待人接物全无师父的从容。连小学校的无良同事都无法周旋，即使科举没有取消，他能在官场中如鱼得水吗？高鹏自己没能高飞，也“不舍得”让女儿高飞。这与汪厚基的父母决定让儿子在小县城当个小中医是一样的。父母固执保守的观念也是子女高飞的枷锁，这道枷锁往往被冠以爱的名义。汪厚基为何会灵气尽失？不只是失去了爱妻，更因为半辈子的价值体系倒了。他是神童，他是孝子，他不迷信，他爱文学，他感情专一。但这些优点没给他带来幸福。爱妻得了中医根本不知道的病，这动摇了他对中医的认知。他对中医发生彻底地怀疑，也对自己半生所学发生彻底地怀疑。
小说收尾处都提到了小学的校歌。汪曾祺说，这首校歌就像“一种遗憾、悲哀而酸苦的嘱咐”，唱着这歌长大、毕业的学生，有的做成一番事业，有的泯然众人，有的死掉。这不正对应了高鹏及其亲朋的命运吗？
有些人的失败是败给自己，有些人的失败是败给对手，有些人却连对手都没机会见到。
三、“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汪曾祺在这部小说中对主人公云致秋毫不吝啬溢美之词，简直像在写自己的老师沈从文。
云致秋读过初中，青年时学过两年英文，文笔通顺，字写的清秀而快；很聪明，模仿能力强；有一条好嗓子，年轻时扮相不错；很有戏德，能把配角做好；从不勾心斗角，播弄是非；对生活、对人充满了近于童心的兴趣，极少臧否人物，从不发人阴私；会发一点善意的嘲笑，但都很有分寸，决不流于挖苦刻薄；嘴不损，语言很生动，不装腔作势；说话很逗，但不隔肢人，不贫；知道的事情多，记忆力好；排戏码一碗水端平；学人神情毕肖……
身兼那么多优点的云致秋原本活的潇洒、丰富、自信、自足，在领导、名角、后生之间左右逢源。虽然自身因为水平够不上名角，但他自己认得很清，更看得很开，“我就这半碗，唱二路，我有富裕，挑大梁，我不够”，“有碗醋卤面吃就行啦”。解放后，云致秋当个不大的干部，管几件实事。如果能这样一辈子做自己热爱且擅长的事业，人生纵不精彩也可谓幸福。
但是，“文化大革命一来，什么全乱了”。演员们不再练功了，一个个战斗组互相攻击，胆小善良之辈被欺凌地横死；为求自保，人人积极揭发别人；政治上根正苗红的新人完全没有演戏的才能。云致秋幸运地活了下来，却失去了朋友，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岗位。云致秋最后是病死的，但他的病根不在身上，在心里。可能是曾揭发他人的愧疚，可能是自己被迫赋闲的憋闷。他的追悼会也很冷落。来告别的人稀稀落落不满半个小礼堂；花圈看似很多，但落款好些是操办人自己写的，本人并不知道；送挽联的只有包括叙述者“我”在内的几个老战友。参加的人似乎也不很悲伤，有人在回去的路上说笑话，不少人跟着笑。可能因为云致秋生前是个爱逗的人，也可能笑的人和他的感情本就不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