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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是在国内外享有崇高地位的学术大家。他有一种知者甚少的自我调节方式，那就是收藏，欣赏自己的藏品。
季羡林先生有意识的收藏，开始于1949年之后，特别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国初期。当年收藏界的现实状况，以及季羡林先生所具备的独特条件，决定了他的收藏起点较高。高到什么地步呢?季羡林先生将自己的收藏下限定在了齐白石的作品，其余的都不及相顾。季先生收藏的第一批白石老人作品，是由好友吴作人先生介绍并且代为经手的。30元人民币，入藏的是5幅白石老人蔬果斗方精品，还都带有做工精细的老红木镜框!季羡林先生收藏的白石老人作品多且精，有些是完全超出常人想象的，比如，他就藏有白石老人的整开巨幅豹子。
收藏下限既然定在齐白石作品，也就由此生发出不少有趣的故事。十多年前，我协助季羡林先生的已故秘书李铮先生，为先生整理书房，我在一个旧柜子的底层，发现了用纸线绳草草扎着的一卷东西。打开—看，居然是两张各高10余厘米、长100厘米以上的手卷，一张是张大千的，一张是姚茫父的!我赶紧捧去给先生过目，先生茫然对我说：“我不收藏齐白石以下的啊。”不一会，先生想了起来：“当年字画业者度日维艰，我算是一个大主顾了，大概是我买得多，他们‘饶’给我的吧!”
如此这般，数量庞大的铭心绝品就进入了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苏东坡的《御书颂》就是其中之一。
说起来这件藏品，其中还有—段故事。这是一件久已闻名收藏界的奇迹，过去价格高昂，一直深藏不露，有幸一亲芳泽者，自然极少。解放初期，掀起一场“说老实话运动”，工商业，特别是文物古玩行业，尤受席卷。《御书颂》的主人就站出来“自动坦白”，说这幅作品是钩填的赝品。于是这位原藏者就成了“说真话”的“模范标兵”。这样一来，这幅作品就乏人过问了。季羡林先生仔细研究了曾经入藏清宫、乾隆也为之题跋的《御书颂》，发觉在“真话”背后有太多的疑点，于是，出了在当时的情况下算得上是巨价的500元，将之买下。季羡林先生断然高价购买《御书颂》的举动，在当时的书画业界被传诵为“善举”。名家作品也就从深藏中纷至沓来。 季羡林先生的藏品里，还有数量很大的文房雅玩。就砚台而论，沦陷期间，一位北平伪市长的著名收藏，大半都在季羡林先生处，数量有几十方，是今天几乎看不到的妙品。就印章而论，田黄、田白，芙蓉也不在少数，不少是白石老人等名家佳镌。
今天已经是价格惊人的旧纸、旧墨，在季羡林先生处，也是所在多有。季先生钟爱的独孙大泓就曾经用旧墨旧纸练大字，季先生看到了，也是笑笑，如此而已。
这部分文玩曾经遇过一场“失窃门”。某一天，小偷由底楼阳台闯入，撬开了季羡林先生书桌抽屉。里面就满是名家所刻的田黄、田白、芙蓉。还好，这个小偷断乎不是一位“雅盗”，只拿了一把电动剃刀、一把瑞士军刀，就扬长而去了。
在疯狂的“文革”岁月，季羡林先生的收藏自然也被抄了，其中有些珍品还曾经入过康生、江青之手，留下了堪作历史印记的他们的“收藏章”。然而，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在季羡林先生的清华同学、多年好友胡乔木的关心过问，基本完好无损地归还给了季羡林先生。这不能不说是季羡林先生个人的幸事，可是，难道不也同时是中国文化的一大幸事吗?
拓展：
季羡林简介
季羡林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祖父季老苔，父季嗣廉，母赵氏，农民。叔季嗣诚。幼时随马景恭识字。6岁，到济南，投奔叔父季嗣诚。入私塾读书。 7岁后，在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附设新育小学读书。10岁，开始学英文。12 岁，考入正谊中学，半年后转入山东大学附设高中。 在高中开始学德文，并对外国文学发生兴趣。18岁，转入省立济南高中，国文老师是董秋芳，他又是翻译家。"我之所以五六十年来舞笔弄墨不辍，至今将过耄耋之年，仍然不能放下笔，全出于董老师之赐，我毕生难忘。"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德文。从师吴宓、叶公超学东西诗比较、英文、梵文，并选修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与同学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结为好友，称为"四剑客”。同学中还有胡乔木。喜欢"纯诗"，如法国魏尔兰、马拉梅。比利时维尔哈伦，以及六朝骈文，李义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译德莱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学期间，以成绩优异，获得家乡清平县政府所颁奖学金。
1935年9月，根据清华大学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协定，清华招收赴德研究生，为期3年 。季羡林被录取，随即到德国。在柏林和美国与乔冠华同游。10月，抵达哥廷根，结识留学生章用、田德望等。入哥廷根大学，"我梦想，我在哥廷根，……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个梦。”
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他认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我要对中印文化关系彻底研究一下，或许能有所发现”。因此，“非读梵文不行”。“我毕生要走的道路终于找到了，我沿着这一条道路一走走了半个多世纪，一直走到现在，而且还要走下去。”“命运允许我坚定了我的信念。”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季羡林师从"梵文讲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学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成为他唯一的听课者。一个学期 40多堂课，季羡林学习异常勤奋。 佛典《大事》厚厚3大册，是用混合梵文写成的，他争分夺秒，致力于读和写，"开电灯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
1940年12月至1941年2月，季羡林在论文答辩和印度学、斯拉夫语言、英文考试中得到4个"优"，获得博士学位。因战事方殷，归国无路，只得留滞哥城。10月，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同时继续研究佛教混合梵语，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发表多篇重要论文。"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博士后"的岁月，正是法西斯崩溃前夜，德国本土物质匮乏，外国人季羡林也难免"在饥饿地狱中"挣扎，和德国老百姓一样经受着战祸之苦。而作为海外游子，故园情深，尤觉"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处"，祖国之思和亲情之思日夕 索绕，"我怅望灰天，在泪光里，幻出母亲的面影"。
1941年获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曾师从语言学家E.西克研究吐火罗语。
1945年10月，二战终结不久，即匆匆束装上道，经瑞士东归，"宛如一场春梦，十年就飞过去了"。离开哥廷根35年后的1980年，季羡林率中国社会科学代表团重访哥市，再谒83岁高龄的瓦尔德施米特恩师，相见如梦。后来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
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散文家梁实秋、诗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谒清华时期的恩师陈寅恪，陈推荐他去北京大学任教，遂又拜见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
1946～1983年，被北京大学聘为东方语言文学系教授、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同事中有阿拉伯语言学家马坚、印度学家金克木等。 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24卷。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2009年07月11日八时五十分季羡林在北京301医院因突发心脏病病逝。季老生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曾5次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他。这五次探望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8月2日、2007年8月3日、2006年8月6日、2005年7月29日、2003年9月9日。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羡林的骨灰在他的家乡—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至此，季羡林先生实现了生前遗愿—回到“母亲身边”。季羡林先生生前遗愿将骨灰分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还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为季老生前跟好友约好要安葬在一起，“谈一谈生前不能谈的问题”;而另外一部分，则由季承和家人一同带回老家山东临清，与季老的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