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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的一大特色是语言美，名作作品中就不乏美的文章，那么其中短篇的又是那些呢?
我的朋友王树增
莫言
1988年夏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厂桥总参文化部的仓库里与电影队里的几个战士吃西瓜，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听到一个大嗓门在里边说：“莫言吗?我是王树增，现在在你们大门口，你出来吧?”
早就知道王树增是原武汉空军的创作员，1984年我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时，就在学校的礼堂里看过根据他的剧本拍摄的电影《骆驼草》，随后又在《八一电影》上看到了他的好几个剧本。当时我以为他是个搞电影的，与我这个写小说的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很快，1985年和1986年里，他的中篇小说《鸽哨》、《猛潮》、《黑峡》、《红鱼》、《月斑》、《破译》，分别在《收获》、《当代》、《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昆仑》等着名的刊物发表，《鸽哨》还得到了王蒙先生的赞赏。也许是出于偏见，当时也是军队年轻作家的我却对很多军队年轻作家抱有一丝丝温柔的敌意，因为我总感到他们趾高气扬，好像军队是他们家的一样。所以那时尽管我对这个风头正健的王树增从心里佩服，也有一些结识的机会，但还是放弃了。现在想起来，如果我在读军艺时就与王树增成为朋友，也许我犯的错误就会少一些。
王树增站在我们大院的门口，身材高大挺拔。那时他虽然已经转业到了鲁迅文学院担任办公室主任，但浑身的军人气儿还是呼呼地往外冒。他站在我们大门口那两个笔挺的哨兵身旁，既像他们的哥又像他们的连长。我对哨兵说这是武汉军区的伞兵营长，哨兵啪地一个致敬礼，就把我和王树增放进去了。他来找我一是动员我去上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作家研究生班，二是让我跟他一起去玉门油田给文学青年讲课。这两件事我都不愿去，但王树增用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就把我说服了。可以这样说，如果不是王树增来动员我，我不会走读研究生班，也不会去玉门。如果我不读研究生我就不知道“来”是“COME”“去”是“GO”,不去玉门就不知道石油是怎样从地下冒出来的。
我们乘火车摇晃了三天两夜，在一个红日西沉的傍晚抵达玉门。正当酷暑时节，我们出京时穿着汗衫短裤，但一到玉门车站，冷风习习，寒气逼人，我打着哆嗦，感到自己像一只脱了毛的公鸡。可人家王树增就像没事似的，高声大嗓地跟玉门人寒暄。给玉门的文学青年讲了一个星期的课。我有高原反应，头痛欲裂，基本上靠王树增讲。他连吹带唬，竟然很受欢迎。石油工人拉来一小拖西瓜卸到我们的房间里让我们吃。西瓜个个好，绿皮红瓤黑籽，入口如蜜。王树增说讲课的事他包了，但一小拖西瓜让我必须在一周内吃完。他还说最治头痛的就是西瓜。每天王树增去讲课时，我就在房间里吃瓜。讲完课后油田派车拉我们去敦煌参观，游石窟找飞天，爬鸣沙山看月牙泉，还到了电影《敦煌》的外景地，租了戏装照相。王树增顶盔披甲，手持大刀，威风凛凛，果然是大将军八面威风;我与他同样装束，但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当时我就想，王树增这样的人转了业和我这样的人还不转业都是军队的遗憾。
从玉门回来不久，就去了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王树增在职学习，与我同学。我那时还比较年轻，脑子里有资产阶级思想，上课时喜欢看前排漂亮女生的脖子和头发，一堂课下来，满脑子幻想，老师讲的什么我基本上不知道。王树增看我这样子，恨铁不成钢，就经常把我叫到他的宿舍里，严肃地批评我，委婉地开导我，提醒我一要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二要保持革命军人的气节。在他的教育帮助下，我头脑里的资产阶级思想得到了很大克服，能够认真听课了，学习自然也有了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