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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贫的家世，严格的家教，朴厚的性格，对文学的喜爱，使季羡林这位博学广识的学者型知识分子得以有博而雅，有雅而淡。
雅俗之争，浓淡之辨是贯穿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历进程中的两条相互交织的线索。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定历史时期，祟雅还是趋俗，喜浓还是尚淡，集中体现着当时人们的审美标准和文化趣味。而随着历史时代的不断发展，“淡雅”作为一个美学范畴，在文学和艺术的审美中却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作用，崇尚“淡雅”也逐渐成为中国文学和艺术中一种相当普遍的审美趣味。但是爱好“雅”的人对于“雅”的偏好却又各不相同：有的以“古”为“雅”，有的以“淡”为“雅”，有的是以“不俗”为“雅”，还有的以“平和”为“雅”。清贫的家世，严格的家教，朴厚的性格，对文学的喜爱，使季羡林这位博学广识的学者型知识分子得以有博而雅，有雅而淡，不仅能够在知识的海洋、艺术的氛围里，体味淡雅的意境，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自觉地追求淡雅的艺术趣味。因此，他在散文创作中自觉形成了“淡雅”的审美追求，在创作中自然地以“淡”为美，并树立了“淳朴恬澹，本色天然”的创作理念，由此使得他的散文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平淡美”的特质。
一.朴厚的个性气质
季羡林散文在创作中之所以自然地以“淡”为美，自觉形成对“淡雅”的审美追求，这与他个人的性格、为人密切相关。季羡林朴厚的性格和质朴的为人影响了他对散文“淡”美的追求。“老北大，在外国得博士学位的胡适之也不穿西服，可是长袍的料子，样式以及颜色总是讲究的，能与人以潇洒，高逸的印象。季先生不然，是朴实之外，什么也没有。”[1]可见季老的朴实是与生俱来的，不会随时光与地位的改变而变化的，即使西方文化与西方生活的熏陶也不能改变。朴实成了季老品行的魅力，谢冕说：“季先生的魅力来自于他拒绝一切装饰的平易和朴素。”“他只是极普通的说话，做事，写文章，用他的平常心，平常态，平淡至极的语言，却让人从中照出了自己的渺小，浅薄和虚华，从而生发出深深的敬畏之情。”[2]这种质朴的个性在他的散文写作中则表现为用平淡的语言表达浓情，用直白的方式表达深情。
二.为文的质朴
“淡雅”的审美趣味和朴厚的性格，以及为人的质朴，影响着季羡林的散文创作。为人与为文的一致性，使他的散文以“质朴纯真的情感和真诚朴实的语”诠释了平淡美的审美本质。童庆炳说：“自然、真实是平淡风格的显著特点。”[3]张海明在《中国古代朴素美理论的发展及在美学史上的意义》一文中也指出，古代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或审美趣味的朴素美具有“本色纯真”的特征，朴素既然要求呈现事物的本然状态，则本色纯真必然成为朴素的重要特征。[4]从古代作品和文论也可以明显看出，古代文学朴素艺术风格的“本色纯真”至少包含了创作主体质朴纯真的情感和真诚朴实的语言这两方面的内涵。如钟嵘和元好问都称赞陶渊明诗作情感和语言的朴真本色。钟嵘推崇陶诗：“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世叹其质直。”[5]元好问则赞誉说：“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天然对雕饰，真赝殊相悬。”[6]由于个性朴厚，季羡林不用华丽的辞藻来表达浓烈的感情，而是喜欢用淡笔写浓情。
首先是用平白的语言表达浓情。季羡林在他的散文作品中自然真挚地表达自我的许多真情，其中既有对昔日的老师和好友的怀念敬仰之情，如《忆章用》、《哭冯至先生》、《西谛先生》等;也有对旧时代处于社会底层的生活悲惨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同情，如《Wala》、《老人》等;还有一些散文表达了对异国他乡人民的热情、善良的赞美之情，如《难忘的一家人》、《表的戏剧》等;有对大自然的赞美热爱之情，也有对花草树木及小动物的怜爱之情，如《登庐山》、《幽径悲剧》、《老猫》等;而这些感情的表达都没有用华丽的辞藻，而是用平淡无奇的语言款款写出自己的每一份真挚感人之情。作者表达这些感情时，不是用浓墨重彩的言辞，而是以一种清新的、略带伤感的、融抒情与叙事为一体的体验性笔调，给读者展示了自我充溢人性温情的心灵世界。同样是写怀念胡适的散文，张中行写来则满纸诙谐，看不到感人的浓情;而季羡林则在通篇的回忆中表达了无限的心酸悲痛;这种情感，在他写陈寅恪、吴宓、傅斯年、沈从文、胡乔木中俯首皆是。同为“淡”美，季羡林的“淡”与周作人的“淡”是不一样的，季羡林的散文是“平淡”，周作人的散文是“冲淡”;周作人的散文感情上是平淡的、安然的、超脱的，而季羡林的散文感情上是自然的、浓烈的、感伤的、真挚的、难以释怀的。例如，同样是写恋人，周作人在《初恋》中回忆他的初恋，开篇说“自己的情绪大约淡淡的一种恋慕”，而那女孩的容貌并非美艳绝伦，“仿佛是一个尖面庞，乌眼睛，瘦小的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并没有什么殊胜的地方。”结尾听说那姑娘死于霍乱的噩耗时，他是这样写的：“我那时也觉得不快，想象她的悲惨死相，但同时却又似乎很是安静，仿佛心里有一块大石头已始相识，经放下了。”由此可见，周作人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出的感情是冷的。季羡林在《留德十年》里的《迈耶(Meyer)一家》中，回忆了当年在德国因帮其打论文而相识后结下深情的德国女友伊姆加德(Imgard),他说“因为屡次反复修改，打字量是非常大的。适逢迈耶家的大小姐伊姆加德能打字，又自己有打字机，而且她还愿意帮我打。于是，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几乎天天晚上到她家去。”，“她家里有什么喜庆日子，招待客人吃点心，吃茶，我必被邀请参加。特别是在她生日的那一天，我一定去祝贺。她母亲安排座位时，总让我坐在她旁边。”，“也乐得到迈耶家去享受一点友情之乐，在战争喧闹声中，寻得一点清静。这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至今记忆犹新，恍如昨日。”他回国后由于种种原因没有与她联系时，作者在结尾写到：“说我不想她，那不是真话。1983年，我回到哥廷根时，曾打听过她，当然是杳如黄鹤。如果她还留在人间的话，恐怕也将近古稀之年了。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在朴实如话的语言中，透出一种相思不能相见的遗憾，以及相知情深永难忘的悲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