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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的一生，总是忘我地工作，他是文艺界当之无愧的“劳动模范”。1966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恶毒的攻击和迫害，老舍被逼无奈之下含冤自沉于北京太平湖。
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有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彻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
浮在记忆上的那些有色彩的人与事都随手取来,没等把它们安置好,又去另拉一批,人挤着人,事挨着事,全喘不过气来。这一本中的人与事,假如搁在今天写,实在够写十本的。
在思想上,那时候我觉得自己很高明,所以毫不客气的叫作“哲学”。哲学!现在我认明白了自己:假如我有点长处的话,必定不在思想上。我的感情老走在理智前面,我能是个热心的朋友,而不能给人以高明的建议。感情使我的心跳得快,因而不加思索便把最普通的、浮浅的见解拿过来,作为我判断一切的准则。
在一方面,这使我的笔下常常带些感情;在另一方面,我的见解总是平凡。自然,有许多人以为文艺中感情比理智更重要,可是感情不会给人以远见;它能使人落泪,眼泪可有时候是非常不值钱的。故意引人落泪只足招人讨厌。凭着一点浮浅的感情而大发议论,和醉鬼借着点酒力瞎叨叨大概差不很多。我吃了这个亏,但在十年前我并不这么想。
假若我专靠着感情,也许我能写出有相当伟大的悲剧,可是我不彻底;我一方面用感情咂摸世事的滋味,一方面我又管束着感情,不完全以自己的爱憎判断。这种矛盾是出于我个人的性格与环境。我自幼便是个穷人,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
穷,使我好骂世;刚强,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义气,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有了这点分析,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我要笑骂,而又不赶尽杀绝。我失了讽刺,而得到幽默。据说,幽默中是有同情的。我恨坏人,可是坏人也有好处;我爱好人,而好人也有缺点。“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还是我近来的发现;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
有人说,《老张的哲学》并不幽默,而是讨厌。我不完全承认,也不完全否认这个。有的人天生的不懂幽默;一个人一个脾气,无须再说什么。有的人急于救世救国救文学,痛恨幽默;这是师出有名,除了太专制一些,尚无大毛病。
拓展：
老舍之趣
(一)
抗战期间，北新书局出版的《青年界》，曾向作家老舍(1899-1966年)催过稿。老舍在寄稿的同时，幽默地寄去了一封带戏曲味的答催稿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吠!马来!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2000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后帐休息!得令!正是：旌旗明明，杀气满山头!
(二)
老舍40岁时曾写了个质朴自谦、妙趣横生的自传，全文如下：舒舍予，字老舍，现年四十岁，面黄无须。生于北平，三岁失估，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布尔乔严之仁未能一扫空地。幼读三百篇，不求甚解。继学师范，遂奠教书匠之基，及壮，糊口四方，教书为业，甚难发财，每购奖券，以得末彩为荣，亦甘于寒贱也。二十七岁发愤著书，科学哲学无所懂，故写小说，博大家一笑，没什么了不得。三十四岁结婚，已有一男一女，均狡猾可喜。闲时喜养花，不得其法，每每有叶无花，亦不忍弃。书无所不读，全无所获并不着急。教书做事均甚认真，往往吃亏，亦不后悔。如此而已，再活四十年，也许有点出息。
(三)
一次老舍家里来了许多青年人，请教怎样写诗。老舍说：“我不会写诗，只是瞎凑而已。”有人提议，请老舍当场“瞎凑”一首。“大雨冼星海，长虹万籁天;冰莹成舍我，碧野林风眠。”老舍随口吟了这首别致的五言绝句。寥寥20字把8位人们熟悉并称道的文艺家的名字，“瞎凑”在一起，形象鲜明，意境开阔，余味无穷。青年们听了，无不赞叹叫绝。诗中提到的大雨即孙大雨，现代诗人、文学翻译家。冼星海即冼星海，人民音乐家。高长虹是现代名人。万籁天是戏剧、电影工作者。冰莹，现代女作家，湖南人。成舍我曾任重庆《新蜀报》总编辑。碧野是当代作家。林风眠是画家。
(四)
作家楼适夷有次去看望老舍。“最近写些什么?”楼适夷问道。满族出身的老舍笑着说：“我正在当‘奴才’，给我们的‘皇帝’润色稿子呢!”一阵大笑，方知老舍正接受一项新任务———为中国末代皇帝溥仪修改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