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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古炉》写的是什么呢?关于贾平凹《古炉》大家要如何进行赏析呢?
1.小村庄与“大革命”的相遇
“《古炉》的问世又一次证明，贾平凹不仅没有退却，相反，他变本加厉地再度跨出了一步。”《古炉》是贾平凹耗时四载的潜心之作，在这部六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里，作者虚构了一个名为“古炉”的村子，将这个村子的故事浓缩在了“文革”时期的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用“冬——春——夏——秋——冬——春”这样四季轮回的结构方式，书写这段特殊的时期对这个村子的冲击，在特定的冲突中将每个村民的人性暴露出来。贾平凹称，小说之所以名字叫《古炉》，是因为“在我的意思里，古炉就是中国的内涵在里头。中国这个英语词，以前在外国人眼里叫做瓷，与其说写这个古炉的村子，实际上想的是中国的事情，写中国的事情，因为瓷暗示的就是中国。”
通过“古炉村”这一中国乡村的原型意象，书写当代中国关于“文革”的难忘记忆与本土经验，无疑是作者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追求。“文革”是中国社会始终绕不过去但却又总在回避的一个历史阶段，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伤痕文学”开始，大量文学作品便从不同的方面透视“文革”现象，它们大多通过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塑造，明显地表达出作家们对“文革”的否定和排斥，那种简单化、道德化和情绪化的历史反思、教训寻找，让很多后文革时代的人们甚至经历文革时代的人们对“文革”已经越来越难有一个真正清醒的认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贾平凹觉得“我应该有使命，或许也正是宿命”把记忆中的“文革”原生态地展现出来。正如作者所言:“写这个‘文化革命’为啥在这个地方能开展，‘文化革命’的土壤到底是啥，你要写这个土壤就得把这块土地写出来，呈现出来。”[3]由乡土中国折射“文革”，再由“文革”返观乡土中国，在乡土文化与政治文化的相互纠结、缠绕中生成叙事的纵深感与身临其境的历史感。
中国政治历史的特殊性，使得穷乡僻壤的小村庄在接受、理解二十世纪频频上演的革命剧目时总是难免种种因“误读”而引起的闹剧。鲁迅的《阿Q正传》、《风波》等小说最早洞悉到小村庄与“大革命”相互遭遇时凸显出的民族文化心理的巨大奥秘。《古炉》可谓延续了鲁迅开创的这一主题：农民亦步亦趋地敲毁屋脊上的砖雕木刻，组织革命战斗队，两大派别之间相互仇视、杀戮，但是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稍为完整地阐述“文化大革命”的意义，这与《阿Q正传》中投机革命的赵秀才、假洋鬼子“咸与维新”去尼姑庵“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至死都不明白为什么突然从趾高气昂的造反派首领沦为罪大恶极的死囚的霸槽、马部长、天布等，再一次重复了阿Q糊里糊涂成了替罪羊被处决的命运。古炉村的农民永远也无法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内涵，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小仇小恨、小利小益、小幻小想，“各人在水里扑腾，却会使水波动，而波动大了，浪头就起，如同过浮桥，谁也并不故意要摆，可人人都在惊慌地走，桥就摆起来，摆得厉害了肯定要翻覆。”人性与历史交汇的暧昧地带永远是小说家着迷的话题之一，《古炉》既是对历史伤痕的追问，也是对人性迷障的解剖。
2.接通地气的叙述
读《古炉》，普遍的感受是“不容易读”。在这个讲究速度的现代社会里，读者越来越习惯于轻快的叙述节奏、柔媚的叙述语言，《古炉》却书如其名，像一件泥土烧制出来的陶器，大巧若拙，元气淋漓，需要读者耐心细致地去领会慢节奏中蕴含的精气神，可以说是对读者被时尚惯坏了的阅读口味的一次校正。
首先是小说中的命名艺术。古炉村的每一个名字无不与土地上的农事、作物相关，蚕婆、狗尿苔、牛铃、朱大柜、满盆、杏开、面鱼儿、锁子、霸槽、水皮、秃子金、半香、戴花、天布、灶火、马勺、磨子、守灯等等，既没有传统宗法社会中的族谱可循，也不像普通村镇人名中多少还洋溢着一些可以把握的现代气息，都是地地道道的土名儿，其陌生化感觉不亚于初读外国小说面对人名时的云山雾罩。这种独特的追求恰好彰显出作者摒弃封建宗法秩序与现代启蒙叙述的纯粹乡土叙述态度。
其次是小说中枝蔓摇曳的细节。长期以来，不枝不蔓是做文章者必须遵循的章法之一。细节的微言大义，细节与主题的联系使得小说中的细节根本不同于生活中的细节。但《古炉》中许多人物对话的设置以及场面的描写皆可算作闲来之笔，既无意于推动情节，也没有展现人物丰富的个性。众多人物没有被纳入到清晰的主线之中，而是松散地各在各位，没有矛盾冲突的张力，情节与情节之间也没有前后之间的相应相续。小说不仅写土地上的人，还写了自然万物，狗尿苔家的老鼠、老顺家的狗、支书家的公鸡、霸槽家的太岁，中山上的柿子树，巷子里的雾、树上的风等等，无不是天地间悠然久远的存在，犹如电影以慢镜头摇至一个场景，便不断逼近，使碎片具象化放大化，极其详尽，而这些却对主题呈现并无过多助益。作者有意识地将细节从主题的桎梏中释放出来，赋予小说中的细节独立的美学功能。
所以，陈晓明称《古炉》是“落地的叙述，落地的文本”，它“随物赋形，更像落地成形，贴着地面走，带着泥土的朴拙，又那么自信沉着，毫不理会任何规则我行我素。其叙述之微观具体，琐碎细致，分子式的叙述，甚至让人想到物理学的微观世界，几乎可以说是汉语小说写作的微观叙述的杰作。这种叙述，这种文字，确实让人惊异，有些超出我们的阅读经验，却足以让我们感受到它不可名状的磁性质地。……‘落地的文本’当然不只是在美学的风格上和叙述方法上来立论，如果要开掘出作品文本的内在意蕴，那是历史的落地——那就是大历史，文革的创伤性记忆落在一个小山村;灵魂的落地——那就是这里面的人的所有的行动、反抗和绝望，都具有宿命般的直击自身内心和灵魂的意味。”
别样的人物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古炉村虽说不上人杰地灵，却也山青水秀，树木繁茂，野兽活跃，六畜兴旺，这种地方的人本来也应该单纯质朴，却被种种欲望蒙蔽支使，人人病病恹恹，使强用狠，惊惊恐恐，争吵不休。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暴力之下，更是一任人性中恶的因素以集中的形式爆发出来。被善人称作“古炉村的骐骥、洲河的鹰鹞”的霸槽是古炉村最俊朗的男人，从镇上中学毕业后回乡务农，不甘心“命里该当个农民就窝在古炉村，一辈子被人踏着踩着”，处处表现出“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叛逆性格：挑战支书朱大柜的权威，私自开修车铺挣钱，在小木屋开设换粮点，与队长满盆的女儿杏开恋爱，养“太岁”卖神水……蔑视权威，不避世俗，敢想敢做，极力要摆脱农民的卑微命运。但由于缺乏更加理性清明的现代意识，霸槽身上涌动的这股激情常常更像是一股原始的、盲目的生命冲动，他对军帽、军大衣、中山装等“革命”行头的追逐与显摆，显示出他对正在经历的一切、对历史、对革命、对爱情、对自身的理解都是肤浅的、表象的。这种人不可能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更不可能左右历史的发展，霸槽最后作为“反革命”被依法处决，既是荒诞历史对于“伪革命”的现实嘲讽，也是他自身性格行为的必然悲剧结局。
与霸槽极力破坏乡村伦常秩序的激进相比，作者将持守与修复乡村伦常秩序的重任寄托在狗尿苔、蚕婆、善人三人身上，他们都是古炉村的边缘人物，却都传承了来自民间的善良本性与体用知识。出身不好但天赋异禀的狗尿苔，能闻到村子里的灾祸、死亡的气味，还能与鸟兽家禽对话。他虽然备受村里人的调侃欺负，却可以在动物们的童话般的乐园中去寻找精神的安慰，令人惊叹的是，类似于庄子笔下“无用之用”与道并生的“真人”“畸人”，他竟然在有意无意之间几次使古炉村化凶险为平安，“狗尿苔和他的童话乐园，这正是古炉村山光水色美丽中的美丽。”[6]蚕婆和善人不仅是乡间的智者，也是颓变的乡村中用心良苦的救赎者。蚕婆是个民间剪纸艺人，剪的动植物栩栩如生，活灵活现，她还能给村人“摆治病”，如推颅额，挑眉心，拔火罐，立筷子驱鬼祛邪，给人叫魂。善人则擅长给人说病，用混合了儒释道的“因果”、“五行”说给病者解除烦恼。人们一有病痛首先想到的就是善人和蚕婆，他们守护着乡村残存的伦理秩序。然而小说结尾善人在火中殉道，蚕婆耳聋而无法与人正常交流……
四季仍在循环，婴儿仍在诞生，丢失了根本的乡村何去何从，作者深重的隐忧越过“古炉村”的狭小空间，也越过了“文革”的有限时间，在文本之外绵延不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