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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收麦的时节，听着地里收割机轰轰的响声，看着一袋袋新麦装入口袋，我突然想起了消失近二十年的麦客。
麦客，是关中人对帮助割麦的外地人的称呼，当年这些人大部分来自甘肃，也有宁夏和关中北山一带的农民。每年五月中旬，大约麦子收割前半个月左右，这些来自外地的麦客们就陆续在关中铁路沿线集结，因为天气热了，他们大都只带有简单的行李，晚上就在火车站侯车室里或外面广场上及附近人家能遮风避雨的屋檐下，把自带的化肥袋或草帘子往地上一铺，就成了睡觉的地方。一到早上，火车站侯车室外的广场上就热闹异常，麦客们集中在一起，等待租者的到来。这个时间，干活租金是最便宜的，有的甚至是只要主家管饭，临走再给几个馍，就会给干一天活。关中麦客潮的形成，大致时间为七十年代后期到上世纪末，但若追溯其整个历史，最早应在清代甚至明末，这些史书上亦有记载。由于关中地处渭河平原，地势平坦，土地肥沃，自古是渔米之乡，特别适宜小麦生长。每年小麦收割季节当在公历六月初(农历芒种之前)。改革开放初期，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农民分田到户，小麦种植面积大、收割期紧、劳力不足，而那时农机较少，因而夏收雇用麦客就成为当时的不二选择。
收麦前半个月左右，正是青黄不接的季节，一些麦客或因家中吃粮紧张，或因当地收麦时间较迟又遇农闲时机，所以一个化肥袋装一点简单行李，外加一把镰刀，就提前出门了，这样出去帮人打工既可挣些钱，也为家里省下一份口粮，这就是麦客逐渐形成和提前到达的原因。
为什么麦客主要集中在铁路沿线呢？由于麦客在铁路线附近坐火车较为方便。当时绝大部分麦客由于囊中羞涩，外出主要是靠扒货车以节省交通费用，关中地区陇海线上的车站，只要一有货车停站，立马就有麦客上下，且人数众多，一趟货车少则几百人，多则一千多人。一个高边车(敞车)上或空棚车里，一次可坐上百人。这些麦客多以家族或同村为多，一般都是三五成群，多者甚至一群有十多二十人。他们中年长者五六十岁，年龄最小也就十五六岁，大部分是同村人或父子、兄弟或亲戚关系。所以他们行无至所，货车在哪儿停他们就在哪儿上下，而且都是一帮人同时行动，绝不分离。那时铁路没有封闭运行，进入车站非常方便，也因之麦客伤亡事故经常发生，仅西宝间每年夏收期间总要发生十数起甚至数十起麦客跳车扒车的伤亡事故。
前些年，麦客割麦的租金一般是按亩计算，割一亩地10元到20元不等。遇天气不好，阴天或预报下雨前，租金就会飞涨，割一亩麦要价高达40至5O元，而且少了不谈。一些急着收割的主家，只有忍痛高价聘请；而遇晴天，一般割麦价格就会稳定下来，而一个普通麦客，每天最多可以割二亩多麦子。关中农民对麦客是很大方的。从火车站把麦客请回去，大苞谷珍子稀饭，白面蒸馍和淹好的蒜薹菜，就成为麦客们丰盛的早餐，饭后一根香烟，就成为主家的礼遇。把麦客带到地里，一指自家麦地，于是割麦就开始了。到中午饭时，主家会把饭送到地头，或煎饼土豆丝稀饭，或捞面鸡蛋西红柿臊子外带白蒸馍，一顿狼吞虎咽之后，麦客不待主人催促，就又开始紧张的劳作。到下午收割结束，丈量地亩，按约结钱，主家还会有一顿较为丰盛的晚餐，一般是白馍、稀饭、炒菜，有的还外带一瓶碑酒。酒足饭饱之后，一些饭量大的小伙，还要偷偷给自己口袋装几个馍馍，以备半夜肚子饥，然后他们就会嘴角叼着一根香烟，用镰刀勾着简单的行李搭在肩膀头上，不急不慌的向火车站走去，找地方睡觉去了。
随着改革开放后农民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和农业机械化的逐步兴起，麦客越来越少了，到上世际末，麦客基本绝迹，但这是一种自然历史现象，麦客潮随时代前进而消亡，说明时代在进步，机械化在逐步取代人们繁重的体力劳动。也说明改革开放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当年麦客的经历，己经成为一段早已陈封的回忆，只能当作一段历史故事在饭后茶余来对后辈们讲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