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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个出生在70年代后期的人来说，我的童年在父辈的眼中简直是掉进了蜜糖罐里。说真的，从记事起，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父亲母亲所描述的黑黑的“窝窝头”。再也没有经历过那种“离开红薯”不能活的日子。每每听到父亲母亲描述自己童年，便会顿时感到自己是多么的幸福。可那毕竟也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除了顿顿的白面膜，其实也很难再找出值得炫耀的东西，这对于一个正在贪吃的孩子来说，又显得多么的单调和不足。现在最常见的苹果、梨、桃子，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都是父母亲所说的“仙物”，是只能从识字的课本中才能见到的。那时最能让我们兴奋的是忽然听到了村里有拨浪鼓的声音，那声音意味着我们的好日子要来了，飞奔似的回家，又突然箭一般的穿出，待母亲回过神来，才发现刚才怀里的“破鞋底”、“麻绳头”、“塑料布”已经换成了口中的“江米糕”、“江米苔”，那香甜味能在嘴里留一星期。现在回味起来，便感觉自己的童年犹如是咀嚼了一口将要成熟的柿子，甜中带着点淡淡的苦涩。
蛋
夏季是难熬的，对于整日圈在教室的我们来说是更难熬的。那时的教室是没有风扇的。热的不行了，就打开自己的书本对着脸忽嗒忽嗒的猛扇几下，热是能忍受的。最难忍受的却是学校大门口那低一句高一句的“冰棍儿、白糖冰棍儿”带给的诱惑。
现在记起来，那时的冰棍儿好像要2分钱一根的。对于现在动辄几元的冰激凌，显得是多么的廉价。可是对于一个连买盐钱都要靠母亲从鸡屁股里扣出的家庭来说，几分钱又是如此的弥足珍贵，因此那时不是每个孩子都像现在的孩子一样口袋里都有零花钱的，我便是这样，经常兜里比脸上都干净。
可那时的自己又是那样的“没出息”。每次走过用洋车驮着个四四方方的白箱子的卖冰棍的叔叔跟前，脚底下就像是抹了胶水一样，腿都抬不动了。总是要逗留一下，眼巴巴的望着那个白箱子，似乎能闻到里面飘出的甜甜的味道，就很满足了。
有钱的孩子还是有些的，他们能麻利的从口袋里拿出一个个2分的硬币，换出白箱子里一个个的冰棍儿，然后潇洒的揭掉外面包着的薄纸，将光光的冰棍儿迅速的插到嘴里，狠狠的唆上一口，我能很清楚的听到他们的吮吸声，似乎显得很过瘾。每当这时，我便很专注的看着他们。他们唆一口，我便要不由自主的咽一口唾沫，仿佛吃进的他们嘴里，流到了我的肚子一样，于是他们便不停的唆，我便不停的咽。直到他们突然直视到我，我急忙把脸转向一旁，目光看着远处，一副很无所谓的样子，或是“奥——奥——”的高叫着，一溜烟的跑开了。
鸡蛋能换冰棍儿！这不知是谁先发明的，确实真的。我确实看见有的孩子拿着个鸡蛋递给卖冰棍儿的叔叔，得到的是一个湿淋淋的冰棍儿。知道后，我挺兴奋的，在当时的我看来，鸡蛋应该比钱好弄到。家里的鸡蛋是不能随便拿的，那在母亲心中都是有数的，母亲甚至在今天能算到明天会有几个鸡蛋。拿家里的鸡蛋，很容易被母亲觉察，如果发现，会付出很重的皮肉代价。
不过这难不倒那时的我，因为我有最原始也是最实用的方法——“偷”。那时的家院，很少有围墙的。理事的家庭，把秋天的包谷杆扎集起来当围墙，不理事的家就那样一场当，因此想进哪家院子，是很寻常的事。于是我联络了几个和我有共同心愿的同伴，开始了我们的计划。
夏季的中午，人们总是要午睡，懒的能一直睡到傍晚，这便成了我们作案的良机。那时的农村，鸡蛋好像是一项很重要的收入，因此，家家都是要养鸡的，多者几十只，少者也要十几只，在院子里都要垒一个鸡窝，既是供鸡子们藏身、休息的地方，也是下蛋、孵崽的地方，更是我们下手的目标。看准了人家，瞅准了鸡窝，我们便猫着腰，踮起脚，悄悄的溜进院子，直奔鸡窝。看见有就下手，没有就急忙抽身。我记得那时很少有走空的，每次基本上都能得手，遇到幸运时，一次竟还能收获到几个。
于是，以后的日子，我们也能把一个个的冰棍儿剥光，狠狠的唆上几口，美美的享受上一阵子。当然也有失手的时候，一次我们已经溜到了鸡窝，正要下手，谁知只顾到上面，没顾到下面——鸡窝下竟然卧着一只满身棕黄的大狼狗。不知是谁踩到了它的尾巴。它突然从鸡窝下面凶猛的窜出来，一边汪汪的狂叫着，一边向我们身上扑过来。我们顿时吓的哇哇直叫，一个个如树倒猢狲散，四处狂奔起来。一会儿便听见身后传来的不只是狗叫声，还有一阵阵诸如“小兔崽子”“恁娘来个腿”等等狮吼般的骂娘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