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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盛唐重要诗人中最年长的一位，孟浩然淡泊清远，才情满腹却终身不仕。他的一生，与同在诗坛的李白、杜甫、王维等友人相比，相对简单，在特定的生活情状下，甘居田园，完成了从儒生到隐士的自然转变，在浩荡如潮的诗人中独树一帜，成为隐士的典范。
隐逸的生活虽然平淡，却是自由的，无羁无束地隐居于襄阳城内，孟浩然一住，便到四十岁。四十岁那年，正是开元盛世最为红火的年代，长期生活在小城的孟浩然也许受了周围读书人的影响，做出了一个决定，进京求官。四十岁的年纪，在参加进士考试的人群中，已属于大龄青年，孟浩然的这个想法，大概有两层意思，一则进京碰碰运气，说不定能遇到贤人相助；或者还兼有另外的打算，以诗会友，拓宽文学视野。
说走就走，孟浩然带着几卷诗文，满怀希望地踏上了进京之路。
作为一个地方诗人，孟浩然凭借着独特而清新的诗风，在京城遍交诗坛群彦，也着实出过一次风头。《新唐书》中写道：“尝于太学赋诗，一座嗟伏，无敢抗。”在那个群贤毕至的场所，孟浩然吟出“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的句子，举座便“咸搁笔不复为继”了。当时的长安，藏龙卧虎，高人蚁聚，要想出人头地，实在很难。不过正是这样的情形，孟浩然与王维一见如故，进行了文学与心灵上的高质量对话。孟浩然此行的收获是丰足的。
更有意思的是，大诗人王维私下里邀请他到内署做客，刚好唐玄宗驾到，只得藏在床下。言谈之中，王维适时提及孟浩然，并加以推荐，唐玄宗大喜，诏出，孟浩然这才一脸汗水地移身叩拜。皇上问诗，他便朗诵自己的诗作，前面的尚好，但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这一句，玄宗就不舒服了，说，你不曾求过仕，而我也没有弃过你啊，为何诬我呢？龙颜不悦，于是孟浩然只得兀自返回襄阳。
“不才明主弃”这则典故，并不可信，纯属后人闲笔杜撰。实际的情况是，开元十七年起，唐朝政府对科举政策作了些许的调整，“限明经、进士及第每岁不过百人”，也就是说，削减名额，考试的难度加大了。而孟浩然的入京，正赶上政策调整期。将他回乡的缘由归咎到唐玄宗身上，也许是撰者想讥讽玄宗对于文士的不够重视。而孟浩然的落第，显然是因为年龄偏大，确实竞争不过别人，加之没有当政要员的竭力援引，或者说，孟浩然对于做官这样的事情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陶渊明由仕而归隐，孟浩然由不第而继续归隐。在随后某一个仲夏，他在寄京邑友人的书信中，就明确表示，自己最欣赏陶渊明这样的高士，不爱乌纱爱田园。孟浩然在京城的求官失意与后来的荐官失约，终于促使他下定决心，断绝求官之路。从此，中国文化史上又多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隐士。
晚年的布衣孟浩然，在田园山水里过滤掉了许多的空想，他的眼里，多见美妙怡人的风光。而他也在这无边的风物里，体会到了生活于民间的快乐，这是与其他好友迥然不同之处。王维虽隐，但是毕竟亦官亦隐，隐得并不如他那么随意。而孟浩然以他的质朴性情，赢得了比以往更高的声望，慕名拜访他的人越来越多，王昌龄登门看望，大诗人李白也来了，他们在孟浩然的家乡，品尝着可口的农家饭菜，也在孟浩然的带领下，游览幽静绝佳的去处。
除了田园春色，不能舍弃的还有朋友。这一日，与他相交甚厚的王昌龄从岭南北归，到襄阳来拜访，此时孟浩然背上生疽，已经快痊愈了，按医嘱是忌食鱼虾等物的。可老朋友来了，相聚的欢乐与激情如同热焰般蒸腾，饮酒吟诗，谈天说地。不知不觉间，孟浩然将箸筷伸向了致命的一盘鲜鱼。结果，毒发身亡，相聚成为永诀，他甚至没来得及整理自己的诗稿。在清风送爽的田园一隅，在知心朋友的臂弯之中，一代诗宗含笑告别人间，时年五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