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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文集》收录了苏轼一生的鸿篇巨著，是苏学研究者和广大古文学爱好者的一套很具价值的参考书。
苏轼出身于一个富有文学气氛的地主家庭。嘉祐二年(1057年)与弟辙同榜进士。深受主考欧阳修赏识。嘉祐六年(1061年)，除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宋神宗熙宁(1068-1077年)时期，因与王安石变法主张不合，请求外任，先后被派往杭州、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地方官。在任职期间，由于作诗讽刺新法推行中的流弊，被新进官僚何正臣、舒亶、李定等人罗织罪状弹劾，于元丰二年(1079年)被捕入狱，勘问“谤讪朝廷”之罪。这就是北宋有名的文字狱“乌台诗案”。数月后侥幸获释，责贬黄州。元祐元年(1085年)，旧党司马光执政，苏轼回京，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因不同意司马光全部废除新法，引起旧派疑忌。先后出知杭州、颍州、扬州。召回京后，任端明殿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元祐八年(1093年)九月出知定州。绍圣元年(1094年)哲宗亲政，新党得势，苏轼被贬至英州、惠州，远放儋州(今海南岛儋县)。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宋徽宗即位，遇赦北归，七月卒于常州，追谥文忠。著有《东坡七集》、《苏氏易传》、《书传》，《论语传》和《东坡志林》等。《宋史》、《宋史新编》、《东都事略》、《名臣碑传琬琰集》、《三朝名臣言行录》、《元祐党人传》及《乾道临安志》、《嘉泰吴兴志》、《咸淳毗陵志》等均有传。其弟苏辙撰有《东坡先生墓志铭》，宋人王宗稷有《东坡先生年谱》，均附载于《苏东坡集》，明人郑鄤有《考定苏文忠公年谱》，清人冯应榴有《苏文忠公年谱合注》。
《东坡诗话》原书二卷，今本一卷，三十二条。旧题苏轼撰。然据《郡斋读书志》小说类称“轼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成二卷”。可知实非苏轼自撰，但成书较早，至迟在南宋集成。因非苏轼自撰，故未附载于全集。除《郡斋读书志》著录外，《通志·艺文略》著录于诗评类。《诗话总龟》和《苕溪渔隐丛话》曾摘引其文。今所存仅有《说郛》本。日人近藤元粹即据以辑入《萤雪轩丛书》。元人陈秀明有《东坡诗话录》，清人辑入《学海类编》，则为别本。
苏轼作品集，历代有不同的编法。大致说来，主要有诗集、文集和诗文合集三种编法。苏轼诗有王十朋《集注分类东坡诗》二十五卷，有黄善夫刊本、《四部丛刊》影元刊本。编年注本，即施元之、顾禧《注东坡先生诗》四十二卷。有宋嘉泰刊本、景定补刊本，均已残。清有查慎行《补注东坡编年诗》五十卷，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五十卷，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中华书局《苏轼诗集》共五十卷，其中每——第四十六卷用王文诰本，第四十七——五十卷用冯应榴本。苏轼词较常见的是朱祖谋编年本《东坡乐府》三卷，有龙棆生《东坡乐府笺》本。苏轼文在宋代就有多种刊本，最早的选本是南宋邱晔的《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六十卷，有《四部丛刊》影宋刊本。明末茅维《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本只有文和词，为中华书局《苏轼文集》七十三卷本所沿用(书后有点校者辑《苏轼佚文汇编》)。其诗文全刊本，宋代就有《东坡集》《东坡后集》等。明成化四年程宗刊《苏文忠公全集》(包括《东坡集》四十卷、《东坡后集》二十卷、《奏议集》十五卷、《内制集》十卷另附《乐语》一卷、《外制集》三卷、《应诏集》十卷、《东坡续集》十二卷及《年谱》一卷)一百一十二卷，有清末端方校印本、《四部备要》本。
1036年1月8日(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生于眉州眉山(今属四川)。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奋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成就。 苏轼与其弟苏辙、父苏洵并称三苏，同列唐宋八大家。
扩展阅读：苏轼的诗作
苏轼对社会的看法和对人生的思考都毫无掩饰地表现在其文学作品中，其中又以诗歌最为淋漓酣畅。在二千七百多首苏诗中，干预社会现实和思考人生的题材十分突出。苏轼对社会现实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抱着“一肚皮不入时宜”的态度，始终把批判现实作为诗歌的重要主题。更可贵的是，苏轼对社会的批判并未局限于新政，也未局限于眼前，他对封建社会中由来已久的弊政、陋习进行抨击，体现出更深沉的批判意识。
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在他眼中，极平常的生活内容和自然景物都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如《题西林壁》和《和子由渑池怀旧》两诗。在这些诗中，自然现象已上升为哲理，人生的感受也已转化为理性的反思。尤为难能可贵的是，诗中的哲理是通过生动、鲜明的艺术意象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而不是经过逻辑推导或议论分析所得。这样的诗歌既优美动人，又饶有趣味，是名副其实的理趣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和“雪泥鸿爪”一问世即流行为成语，说明苏轼的理趣诗受到普遍喜爱。苏诗中类似的作品还有很多，如《泗州僧伽塔》、《饮湖上初晴后雨》、《慈湖夹阻风》等。苏轼极具灵心慧眼，所以到处都能发现妙理新意。
深刻的人生思考使苏轼对沉浮荣辱持有冷静、旷达的态度，这在苏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苏轼在逆境中的诗篇当然含有痛苦、愤懑、消沉的一面，但苏轼更多的诗则表现了对苦难的傲视和对痛苦的超越。
苏轼学博才高，对诗歌艺术技巧的掌握达到了得心应手的纯熟境界，并以翻新出奇的精神对待艺术规范，纵意所如，触手成春。而且苏诗的表现能力是惊人的，在苏轼笔下几乎没有不能入诗的题材。
以“元祐”诗坛为代表的北宋后期是宋诗的鼎盛时期，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等人的创作将宋诗艺术推向了高峰。就风格个性的突出、鲜明而言，王、黄、陈三家也许比苏轼诗更引人注目。然而论创作成就，则苏轼无疑是北宋诗坛上第一大家。在题材的广泛、形式的多样和情思内蕴的深厚这几个维度上，苏诗都是出类拔萃的。更重要的是，苏轼具有较强的艺术兼容性，他在理论上和创作中都不把某一种风格推到定于一尊的地位。这样，苏轼虽然在创造宋诗生新面貌的过程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他基本上避免了宋诗尖新生硬和枯燥乏味这两个主要缺点。所以苏轼在总体成就上实现了对同时代诗人的超越，成为最受后代广大读者欢迎的宋代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