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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废都》到《秦腔》再到新作《带灯》，随着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内容在变，写作风格在变，不变的是他对写作本身近乎偏执的认真态良。
今年夏天，贾平凹应邀参加第十届上海书展，并作为多场活动的主要嘉宾，与大家交流文学创作。一天下午，贾平凹走进星尚频道的“今晚我们读书”节目，一口陕地土话的他令记者应接不暇，他更一再感叹：“时光过得真快，始终还记得那时我是单位中最小的。如今，居然已经六十了，但还是感觉心里有很多东西还没写出来。”对于贾平凹来说，写了四十年后仍然觉得没写够：“有人问我怎么还不写自传，我想说，原创的还没有写完呢。等我年纪大了，写不出新东西了，到时候再写写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写写家里的收藏。”
三毛自杀前无缘见一面
访谈中，他也回忆起了与台湾女作家三毛的一段奇缘。“没能与三毛见面，给我留下了一个很大的遗憾。”
1991年前后，当时贾平凹还在进行《废都》的创作，“三毛的朋友找到我，说三毛曾经来过西安，当时就很想来找我，她很喜欢我的作品，但感觉如果见了面可能就没有意思了，不如保持神秘感。但之后又说，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拜访我。还托朋友问我，如果转年来西安时，能不能让我借她一辆自行车，陪她到商州走动走动，还希望我能寄几本书给她。”
但当贾平凹如约把信和书寄出后，二十天后竟传来三毛自杀身亡的噩耗。再后来，贾平凹还特别去祭奠过这位素未谋面的朋友，“三毛去世后，她的朋友受托，带着她的部分遗物来到大陆，要葬在鸣沙山，但是因为怕太多人去打搅，并没有告诉我们在哪里。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去新疆时，特别转到鸣沙山，祭奠三毛。”回忆往事，他又一次感慨时光飞逝，“三毛走时四十八九岁，―晃眼，都那么多年了。”
伤愈的小草开出花来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贾平凹就读于西北大学中文系，1974年开始发表作品，写作至今已有四十个年头。这四十年中，遭遇创作低谷，也获得过奖项高峰，如今更是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名字。贾平凹说：“人生起起伏伏，我一直坚持的只是潜心创作，别的都不管。在生活中，我算不～--个好父亲、好丈夫，也不是一个好干部、好领导。”曾经有段时间，贾平凹几乎从文坛销声匿迹，但是他从未放弃过写作，“我坚持写，因为总觉得不服气，当时我的写作自信受到了打击，唯有通过不断地写，才能重塑自信。就像一棵小草被掐了，总得等伤口先愈合才能继续成长开花，这有―个过程。”
进入花甲之年的贾平凹，仍然继续坚持写作，并且不断有新的东西带给读者，他亲自奔波在乡间，深入探访真实的农村生活。当被问及在人生最艰难的时期，为何还是没放弃写作，贾平凹半开玩笑地答道：“我别的都不会，只能搞创作呀。”
贾平凹也坦言，如今年纪大了，明显会感到创作激情不够：“那会儿写《废都》最顺的时候，一天能写一万字，现在一天只能写个几千。”即便如此，他仍然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写下去，他说：“写了四十年也还没写够，很多自己的想法，自己想要写进作品中的东西，还没有表达出来，如今的创作还不够。”他对作品的要求极高，一部小说要写好几遍才能成，往往小说写到十几万字，看着不满意，就全部作废，最后问世的作品至少要经历三四遍这样的折腾。
贾平凹透露，自己每年都会去上海、北京、广州，“感受一下时尚繁华的都市生活，也会去贫困的山区看看那里的生活。两头不同的生活，才能让我准确地把握当下。”他的作品落脚点仍是中国农村，仍是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人们每天的生活：“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
一直以来，贾平凹的愿望都没有改变，“我想用我的笔来记录时代，引起社会的关注。但如果没有引起社会的关注，也没有关系，起码留下了一些资料给后代，让他们更了解我们曾经生活过的这个时代。”另悉，贾平凹正在写一部新作品，具体内容、篇幅并未透露，贾平凹笑着告诉记者“还早得很哩”。
新作没有删去任何内容
新作《带灯》与贾平凹擅长的题材一脉相承，是关于陕西农村的故事，作品叙述一位充满文艺青年气息的女大学生萤，来到位于秦岭地区的樱镇镇政府工作，她不满“腐草化萤”的说法，改名为“带灯”，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工作，遇到农村中各种复杂矛盾的问题。作品反映了社会底层的生活情况，并且涉及不少敏感地带，创作时，贾平凹对于作品能否发表并不是太在意，“万一发表不了就不发表，我多一部作品、少一部作品，也无所谓。把我自己亲眼看到的、亲身经历感受到的东西，写出来传达出来就可以了。”稿子寄给《收获》杂志后，在2012年年底就顺利发表，没有删去任何内容。《带灯》在今年年初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带灯》的故事灵感，来源于贾平凹结识的一位乡镇干部，“她不知从哪里得到了我的手机号，开始跟找短信联络，她的文笔非常好，透着灵性，但与在学校中培养出来的‘灵性’完全不同。”与她的接触，给了贾平凹创作的冲动，“书中甚至有不少精彩的话，都是直接引用她给我的信件。”
贾平凹说，现实中的带灯同作品中一样，是一位有智慧有才气的女性，书中的故事大多都是真实发生过的。带灯不同于很多出口成脏的乡镇干部，她身上有亲近农民的朴实，也有作为文艺青年的优雅。她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她与农民打交道非常真诚，也因此能够顺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他也承认，自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就像《带灯》的结局，农村基层的很多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带灯就像是萤火虫，在短暂的生命里发出微弱的光芒。贾平凹说，这样的人生其实也挺幸福的，简简单单地活着，尽自己所能发光发热，贡献所有的能量，然后逝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