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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是简单的词汇，数字入诗却能从简单中生出无限乐趣来。这种创作技法在唐诗中经常运用，比如李白的《山中与幽人对酌》：“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但唐诗的格律限制，给数字发挥的空间不大，真正绝妙的数字诗，还要从唐朝之后的宋元明清中去找。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这首《山村咏怀》是北宋邵雍的作品，在2001年更新的人教版小学语文课本中，被放在一年级识字的第一篇。对小学生而言，诗只是载体，中文数字才是学习的要点。他们不需要去欣赏诗中描绘的田园风光，更不可能去领悟作者“一心观万心，一物观万物”的哲学思想。邵雍不是诗人，而是象数易学的开拓者。他用数字所搭建的不止是简单而直观的表象，应该还包含更为深邃的天道人和的理念。只是学童数数、常人读诗、哲人悟道，各得其乐罢了。
数字诗中，我以这首最为经典。其余还有几首，一并摘录出来与大家分享。
元代散曲家徐再思有一首双调《水仙子?夜雨》：“一声梧叶一声秋，一点芭蕉一点愁，三更归梦三更后。落灯花，棋未收，叹新丰孤馆人留。枕上十年事，江南二老忧，都到心头。”
明代吴承恩在《西游记》第三十六回中是这样描写月夜景象的：“十里长亭无客走，九重天上现星辰。八河船只皆收港，七千州县尽关门。六宫五府回官宰，四海三江罢钓纶。两座楼头钟鼓响，一轮明月满乾坤。”
清代画家郑板桥一边在画他心爱的竹子，一边吟咏着：“一二三枝竹竿，四五六片竹叶。自然淡淡疏疏，何必重重叠叠。”
他们以诗悟道，以诗唱曲，以诗来铺垫小说，以诗来题跋画作，但他们都不是以诗著称的人。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数字以其简单的词意结构，组织成诗的形式，来为不同形态的艺术创作服务，却偏偏没有在诗的流派中大放异彩。或许越是简单的元素，越需要通过随性的组合，才能在不经意中产生独特的韵味。刻意去推敲和雕琢，反而会受限于元素的简单；结果发现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竟没有多大的可用空间。
李白的“一杯一杯复一杯”，恰恰是随性地使用了生活口语，才让《山中与幽人对酌》成为唐诗中一朵过目难忘的奇葩。这种巧用数字的诗句，在唐诗中没有独自成篇的经典，都散落在不同的佳作中了。我有心把唐宋名家以数字开头的七言诗句摘选出来，用藏头诗的方式重新组合成一个作品。既要遵循一贯而下的数字线索，又要保持诗歌流畅的韵律，还要在主题内容上浑然一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有浩如繁星的素材供选用，我只要当好唐诗裁缝的角色就够了。于是有了这首以贬官谪居生活为题材的《谪居谣》。为了主题的需要，这首歌谣中有些句子借用了原诗的形而替换了原意，在此须向原作诗人们说声抱歉。
《谪居谣》讲述一个接近致仕之年的朝中老臣，在平地惊雷的政治斗争中被贬往外地；三年里不断调迁，走遍千山万水，四海为家；最后谪居在五千里外，六月吹沙的荒蛮之地，条件非常艰苦。但他能够苦中作乐，虽已年近七旬，依旧精神矍铄。八个儿子大老远地赶来探望自己，老人还能跟他们一起骑马去野外跑上十里地。在那片人迹罕至的山地里，千树万树，花飞满天。老人停下马，惆怅地望着落花：“这花虽比不上长安的花，却别有情致。来年向皇上乞得骸骨，就埋在这里吧。”
是啊，此花不比长安花，不像它们那样簇拥在一起争奇斗艳竞芳华。在这片无人干扰的天地里，自由自在地飘洒，落到地上也没有行人车马来碾踏，任其形骸被自然消化。这是美好的结局。生而居住于此，死后便在这里入土为安，又何必千里迢迢归葬故里，一路舟车颠簸，让人死了都不得安宁。
老人这种乐观豁达的心态，令原本单调孤寂的谪居生活，变得生趣盎然。简居有简居的妙处，学会苦中作乐，简单的生活也能演化出丰富的花样来。就好像从一数到十，从十数到百，这些枯燥的数字可以编织出美妙的诗句；然后把这些诗句拿去写、去画、去唱、去悟，又增添了一番情致。
生活再苦也得继续，如果无法改变，不如学会享受。白居易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谪居浔阳城时，虽是“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但他依旧游山玩水、寻歌觅曲，活得“恬然自安”。（《琵琶行》）若是一味纠结于生活条件的艰苦，放不下被贬前后的身份落差，那么谪居之人很容易被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所击垮。
所谓境由心生，许多谪居的官员在不适的环境和悲凉的心境中，把南方地区描写成瘴气肆虐、蛇蚁横行之地。走在路上要“愁冲毒雾逢蛇草，畏落沙虫避燕泥”（李德裕《谪岭南道中作》），吃东西时“须防杯里蛊，莫爱橐中珍”（白居易《送客春游岭南二十韵》），真是“处处山川同瘴疠，自怜能得几人归”（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这让南行路上的贬官们惴惴不安，初到异地的水土不服被内心的魔障不断夸大，竟真成了病痛缠身。
生性孤寒的柳宗元一到永州就病了，他第二次被贬柳州时更是惨不忍睹——“奇疮钉骨状如箭，鬼手脱命争纤毫。今年噬毒得霍疾，支心搅腹戟与刀。”（《寄韦珩》）而开朗豪放的刘禹锡被贬去连州时就安然无恙。不仅自己没得病，而且在连州发生疫情时，他还能帮助百姓四处求药来度过难关。原本不懂医药的刘禹锡，因此还编了一本后来广为流传的医书《传信方》。这就是不同心态的不同境遇吧。
刘禹锡和柳宗元是唐朝贬官的代表人物，都是贬谪文学的重要创作者。在他们的笔下，谪居生活有苦有乐，也有与众不同的情趣。我们虽然不能穿越到那个时代去跟他们同甘共苦，但可以通过他们留下的诗文，去追寻他们的生活踪迹。在他们住过的地方，走过的山水，隐约还能触摸到他们的温度。
这是他们人生第一次被贬，刘禹锡任朗州司马，柳宗元任永州司马。由于司马是个闲职，不参与政务，也无权住在官署，所以两人到任后得自己找住所。柳宗元一心期盼着朝廷的赦免，觉得顶多在永州呆上三五年就可以回去了，并没打算在这里定居。于是在当地僧人的帮助下，柳宗元带着他六十七岁的母亲搬进龙兴寺借住。
这龙兴寺是一座香火不济的古寺，何以见得？且看柳宗元自己的描写：“戏凫鹳乎中庭兮，蒹葭生于堂筵。雄虺蓄形于木杪兮，短狐（弧）伺景于深渊。”（《闵生赋》）水鸟在庭院里栖戏，殿前长着芦草，寺庙外毒蛇挂在树梢上，水蜮潜伏在深潭里随时准备含沙射人。如此荒芜而凶险的环境，柳宗元母子居然还敢住进来。在昏暗局促的西厢房里，只留有北面一扇门和一扇窗，夏天潮湿闷热，冬天又直灌冷风，居住条件实在艰苦。结果两人都生病了，老母亲更是一病不起，半年之后就一命呜呼。
刘禹锡在朗州住的地方虽也简陋，但不至于如此难堪。
这是一座位于城东沅江畔招屈亭旁的小木楼，踏着青石板小街拾级而上，斑驳的苔藓一直随着脚步爬上门角的石基。吱呀一声推开大门，主人回来了，还带来了他的朋友。厅堂里十分干净，客人忙跺了跺脚，抖去鞋底的青苔才肯跨进门来。他们相继上了二层的阁楼，刘禹锡推开沿江的窗户，江风扑面而至，眼前的景象是“十里蛮江白芷生”，听到的是“枫林橘树鹧鸪声”，好不自在！（《酬朗州崔员外与任十四兄侍御，同过鄙人旧居》）泡上一壶洞庭春茶，与友人谈笑风生，这是刘禹锡谪居朗州的最大乐趣。
送走朋友后，那些采菱的船娘们回来了，“笑语哇咬顾晚晖，蓼花缘岸扣舷归。归来共到市桥步，野蔓系船萍满衣”。等到“月照寒波白烟起”时，从酒馆里出来的汉子“携觞荐芰夜经过，醉踏大堤相应歌”。这歌声唱的是当地的土调，虽然常在耳边响起，却比当年京城里听的曲子来得陌生，“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采菱行》）刘禹锡对着月亮怅望了一会，搬出古琴，趁着月色调拨一曲长安的音调；又懒懒地翻了几页柳宗元寄来的佛经，悠哉的一天就这样过去了。
柳宗元住在龙兴寺，与天台宗结了佛缘。在身心俱疲的那几年，这也算是给自己找了一份精神的寄托，所写的诗文也逐渐呈现出“物我两忘”的禅意来。最经典的要数《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千山”、“万径”，又是一个用数字勾勒的简单世界，这个世界只属于一个人，一个独钓寒江的老翁。没有人能跟他对话，因为从画面上看，没人会经过这里，连一只鸟都没有。只有画面外，这幅画的创作者在对着渔翁痴痴地冥想。他在想什么？他在想渔翁此时是孤独的，还是快乐的？或者这是一个伪命题，在一个万物皆空的世界里，孤独本身就是一种快乐。柳宗元选择承受这份孤独，也许这就是他深居简出的乐趣。
这种乐趣是骄傲的刘禹锡不能体会，也不会去实践的。他之所以要住在招屈亭旁边，是因为那个所有被贬的文官都会景仰的偶像——屈原。往前数一千多年，就在沅江边上，流放此地的屈原碰到一个渔翁。这个渔翁与柳宗元笔下超然出世的渔翁截然不同，他很懂人情世故。面对屈原“举世皆浊我独清”的牢骚，渔翁莞尔一笑，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清水有清水的用处，浊水也有浊水的用途，你非得避浊就清，岂不是自己把路走窄了？屈原没有听渔翁的劝解，捧着他那颗高傲的心，跳进了汨罗江。
其实屈原并不孤独，后世有多少有志之士以他为精神榜样，又有多少黎民百姓每年都用热闹的仪式来祭奠他。有着同样不屈意志的刘禹锡就是积极的追随者，朗州十年一直居住在招屈亭旁，只为日日能与屈原相伴。每到五月初五，刘禹锡都会搬个凳子坐在自家门口看龙舟赛，“扬桴击节雷阗阗，乱流齐进声轰然”（《竞渡曲》），看得人心潮澎湃。
这种热烈激昂的情绪一直在鼓舞着刘禹锡，让他在举世皆“悲”我独“喜”的秋天里，完成了一次对屈大夫特立独行精神的致礼。“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秋词》横扫世人的悲秋之气，另辟蹊径地表达了自己对秋天的讴歌和赞美。在诗人冲上云霄的诗歌豪情中，我更能理解刘禹锡了：为什么他能把常人无法想象的二十三年贬官生涯给坚持下来？连秋天都这么美好，还有什么能让他不快乐呢？
后来刘禹锡把他的简居生活写成一篇千古传诵的铭文，我们从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他的乐观情绪。
陋室铭（刘禹锡）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住所虽然简陋，生活虽然简朴，但是不被世俗嘈杂所扰，能够自得其乐，又能陶冶情操，何陋之有？何乐不为？
我坚持认为刘禹锡笔下的陋室，就是朗州江边的那座小木楼，尽管大家都公认它是位于安徽和县的刘禹锡故居。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南宋江宁知县王象之编撰的《舆地纪胜?和州》：“陋室，唐刘禹锡所建。又有《陋室铭》，禹锡所撰，今见存。”而“见存”的证据，据说是同时代的柳公权书写的《陋室铭》石碑。可惜此碑后来不知毁于哪朝哪代的战火，无以为据。
继朗州司马后，刘禹锡历任连州刺史、夔州刺史和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刺史是一州之长，比不得司马那么悠闲。他刚到和州就遇上大旱，忙得焦头烂额。考察灾情、赈灾救灾，经过近一年的勤政，才算恢复生产。刘禹锡有了政绩，赢得百姓爱戴，也获得朝廷赦免，很快就被召回洛阳。试问大旱之年还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景象？刘禹锡又何来“无案牍之劳形”的清闲？他又有什么因由可以离群索居，自辟陋室呢？至于民间流传的和州知县排挤刘禹锡，三迁其居到陋室的说法，权当做无稽的笑谈吧，高傲的刘禹锡不至于那样委屈自己。
柳宗元一直委屈自己在龙兴寺里蜗居了五年，连遭四次火灾都没有搬家。他一心想着搬回京城，等来的却是“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的诏令。即使碰到朝廷恩赦，他和他的永贞同党们都不可能再迁回离京较近的地方了。“生同胥靡遗，寿比彭铿夭。蹇连困颠踣，愚蒙怯幽眇。”（《与崔策登西山》）柳宗元感觉自己就像是被抛至荒野的奴隶，任生命夭折在满腹苦水里。跛足之驴最担心颠簸跌倒，愚昧之人就怕遭遇精明世故。既然学不会官场上的糊涂，那就彻底当一个愚民吧。北归无望的柳宗元终于决定买地筑屋，纳妾生子，安安心心地住在永州。“筑室茨草，为圃乎湘之西，穿池可以渔，种黍可以酒，甘终为永州民。”（《送从弟谋归江陵序》）
柳宗元的新居位于潇水西边的愚溪。愚溪本名冉溪，过去有个姓冉的人家住在这里。柳宗元曾和朋友一起去冉溪游玩，沿溪口往里走两三里到了钴鉧潭，潭西侧约四十米的坝上有块不到一亩的丘地，风景不错。地的主人刚好要筹钱还债，柳宗元便花了四百文钱买下它，用来建自己的房子。
我的地盘我做主，柳宗元住到这里的第一件事，便是给冉溪改名。既然自己决心要当愚民，那就叫它愚溪吧。古人说智者乐水，我喜欢这里的水，可我偏偏又不够智慧，那就只好委屈这一溪清水跟我一起变得混沌起来。柳宗元干脆自嘲到底，把这块地叫愚丘，自己新建的房子叫愚堂，亭子叫愚亭；蓄了愚泉，挖了愚沟，筑了愚池，还在池中修了一个愚岛。从此过起拿着俸禄，隐居山水，自“愚”自乐的生活。
聪明绝顶的人，有时也被称作“大智如愚”。柳宗元不是这样的人，我想他是真心愿意当一个愚民的。聪明的人想事情太复杂，有时反被聪明误；愚笨的人想事情简单，傻人自有傻人福。在官场里机关算尽，不如山水间怡然自得。
溪居（柳宗元）
久为簪组累，幸此南夷谪。闲依农圃邻，偶似山林客。
晓耕翻露草，夜榜响溪石。来往不逢人，长歌楚天碧。
当官久了太累，幸而被贬谪到这里，比邻田园而居。平日里种种地、钓钓鱼，偶尔去山林里走走，虽然碰不到什么人，也能发现许多乐趣。
从愚丘再往西走百二十步，穿过一片矮竹林，有一洼清澈的潭水。“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小石潭记》）柳宗元不是庄子，他不会参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辩论，那是把简单的事情想复杂了。他看着这些自由自在的小鱼，心里高兴，所以也就觉得它们是在跟自己嬉戏。快乐本来就这么简单，没有太多思虑，也没有太多追求，只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足矣。
“谪居安所习，稍厌从纷扰”，谪居在这样的地方还能有什么事可做？渐渐地就厌倦了世俗中的纷扰。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性，可柳宗元并不像刘禹锡那样交游广泛。“偶兹遁山水，得以观鱼鸟”，只有把自己投入到山水中与鱼鸟对话，才能让心灵有所寄托。（《与崔策登西山》）只是这样的寄托带着几许无奈和孤独，久而久之就变成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冷清与寂寞。
柳宗元终究不是陶渊明，守得住归园田居的那份寂寞。所以在小石潭边能得一时鱼水之乐，坐久了便觉着“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小石潭记》）当柳宗元收到朝廷召回的诏令时，毅然选择离开他苦心经营的愚堂，放弃了甘为永州愚民的决心。难得糊涂啊！一旦较真起来反而让他摔得更痛。再贬柳州时，他连安守一份乐土的机会都没有了。正如刘禹锡到和州当刺史时不大可能闲居陋室一样，柳宗元任柳州刺史后兴利除弊，忙得不可开交，直至病逝他乡。又或许这才是他的本心，出世与入世原本就在一念之间，聪明与糊涂也只有自己分得清楚。
这些位于穷乡僻壤的愚堂陋室，与达官贵人们在长安洛阳的豪宅名邸相比，的确寒酸。且看“谁家起甲第，朱门大道边？丰屋中栉比，高墙外回环。累累六七堂，栋宇相连延。一堂费百万，郁郁起青烟。”（白居易《伤宅》）这样一套住宅要花费百万钱，难怪白居易刚进京时便被人戏谑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我很佩服白居易的父亲，给两个儿子取了如此大俗又大雅的名字——白居易和白行简。他是有多希望儿子长大后能衣食无忧，居行无虑啊！可惜天不遂人愿，白居易尽管拿的俸禄不低，仍长期租房度日。“游宦京都二十春，贫中无处可安贫。长羡蜗牛犹有居，未如硕鼠解藏身。”（《卜居》）为官二十年都只能羡慕长安城里有一套蜗居，倒是谪居异乡时还能安贫乐道。
种桃杏（白居易）
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
路远谁能念乡曲，年深兼欲忘京华。
忠州且作三年计，种杏栽桃拟待花。
别人由司马迁任刺史，都是忙不得闲。而白居易从江州司马改贬为忠州（今重庆忠县）刺史后，却仍有闲情逸致在城东的山坡上种树栽花。这片让他安心为家的坡地，被他亲昵地称呼为“东坡”；即使离开忠州后，他还念念不忘“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东坡种花二首》）
白居易忘不了的又岂止是那些花木，他是在怀念那份难得的心安。“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说得多好！家是人心灵的港湾，无论漂泊到哪都会想着回家。反过来说，无论漂泊在哪，只要能让人心灵安憩，那个地方就可以算作是家。
二百六十年后，另一个文人被贬到黄州（今湖北黄冈），生活相当拮据。他一直仰慕白居易，于是学他在城东山坡上开荒种地，并修建了住所，取名“东坡雪堂”。从此苏东坡的雅号要比苏轼的本名更加响亮。历经多次贬谪的苏东坡，对谪居生活的苦与乐深有体会。有一次他为谪居岭南四年，被召回京的老友王巩接风洗尘时，一直追随王巩的侍妾柔奴前来敬酒。苏东坡见她万里归来反而更显年轻，笑容中似乎还带着岭南梅花的清香，便“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苏轼《定风波?常羡人间琢玉郎》）。
好一句温柔笃定的“此心安处是吾乡”！苏东坡借柔奴之口，道出自己对王巩的宽慰，更表达了自己对白居易的共鸣。刘禹锡的陋室，柳宗元的愚堂，白居易的东坡，苏东坡的雪堂，都是各自的安心之所。所以他们才能安享这简居生活，无论是暂住后离开，还是留守着老去，都在心中放不下那份简单的快乐。
《谪居谣》里的老人站在飘满落花的树下，数着：“一片一片又一片，两片三片四五片，六片七片八九片……”心跳是如此平静，所有的风雨波折，所有的恩怨荣辱，“飞入芦花都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