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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城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笛，吹彻梅花。
提到徽宗赵佶，人们刻板印象便是“亡国之君”。
在历代帝王群像中，徽宗赵佶“治国齐家平天下的”政治实在是不可取的。做皇帝，好似票友一般，倒是在笔墨渊海中独树一帜，让人唏嘘扼腕，啼笑皆非。
除却自创的书法“瘦金体”让人耳目一新，一改唐朝敦厚戆直体格，其工笔画的技巧在历史上也是少有人及，这样一个艺术发烧友，做人君实在是张冠李戴到了遗憾的地步。
王者之气往往与阳刚气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与脂粉气总是隔着一层。如果说龙庭是铁打的营盘，皇上是流水的兵，徽宗赵佶这个兵却也并非一无可取之处。
大概是过分河清海晏，倒是不能看出来执政者的铁腕，历史上的赵佶，登基为帝初初掌舵之时，倒也礼贤下士延揽过一部分封疆大吏为宋朝保驾护航。
只是好景不长，宋朝不但是江河日下，连朝廷这艘大船也是斑驳沧桑。
这艘船到了江心补漏的时候，毕竟为时已晚，他知道自己的任何决策与能力都回天乏术，到底别树一帜，做了一个摒弃野心与报复安常处顺的艺术家。
赵先生给人熟知且交口称誉的，十有八九都是那些富丽堂皇的折枝花卉，或者肥硕到飞不起来的鹌鹑与各种飞禽，这些三矾九染的鸟儿看来多多少少有呆头呆脑饱暖思淫欲的噱头。
别人对艺术的品藻是什么样子，倒不至于引诱我对号入座，对宋徽宗的画，我始终觉得，这些飞鸟与鸣禽缺少应该有的灵气。
宣和画院设立的时候，赵佶应该是洋洋得意的，他自己应该也是知道，自己的艺术成就非但是承上启下，而且还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社会河清海晏，在龙庭中，大约不乏摇唇鼓舌之人，在这些策士激辩或者渲染中，给了他一种四海升平的假象。
于是，他开始延揽艺术家，扩充画院，一霎时教学相长，博采众长，到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热闹。虽我们不能穿越回去亲眼目睹当时空前的盛况，不过单凭想象也是如闻其声如见其场景。
在这种情况下，他早已经忘记还有人啼饥号寒，还有人公车上书。
所以他的画，无论是梅花，菖蒲，芦荻亦或鹧鸪、斑鸠、仙鹤，都少有愁眉苦脸相，一副优哉游哉目下无尘饱食终日的皇家气象。
他的诗词堆金积玉，想必当年这些格调很高的作品创作出来也是不少权贵的拥虿，百姓是不喜欢这些东西的，粉饰太平的东西，往往如同遮羞布一般，并不被受苦的人喜闻乐见。
不过对艺术的发掘与痴狂，非但没有让他停止创作，而且形成了一种流水化、量化的研究，倒也成果喜人。
就今日看来，那些诗词虽具有不可触摸的年代感，不过从字里行间还是可见，创作者是实实在在从锦衣玉食中享受过的，从赵佶显存的很多诗词，可见一斑。
艺术与政治自古以来就并行不悖，甚至是相辅相成的，不过重心要是分不清楚，难免有亡国之虞。
他的诗词并没有很多愤世嫉俗的意思，他的书法看来逸兴遄飞，他的工笔画简直如同一道菜一样，有肥而不腻的诱惑！综上所述，从这个视角的确是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很具有艺术审美观的帝王。
虽历史上很多皇上也流传下为数不多且硕果仅存的一些诗文与笔墨丹青，但是如同赵先生这般高产的艺术家实在是不多见。
宣和画院不光光是培养出来他本人这个名副其实的艺术家，更兼张择端、李唐与王希孟这些艺术造诣很高的人，别的且不说，《清明上河图》是人尽皆知的艺术珍品。
在我幼年的艺术启蒙中，《清明上河图》实在是首屈一指的映像，虹桥卧波，三檐四簇，人山人海，摩肩接踵，原来宋朝的汴京是这样的。
那时候并不清楚张择端是赵佶的得意门生。或者，历史上，在艺术研讨发展中他们平起平坐，不过毕竟官大一级压死人。
就做人的道德与礼貌而言，张择端是不得不尊称宋徽宗这样一位前辈为老师的，他们在一起互相切磋，研究与创新技法。张择端存世作品并不多，不过《清明上河图》实在是中华艺术史上浓墨重彩不可或缺的一笔。
早已远超“可圈可点”的范畴。
说赵佶有脂粉气，实在没有冤枉这个家伙。
当时的北宋除了水浒英雄强敌环伺，欲南面为王虎视眈眈外，尚且有很多不明身份的草寇作祟，他或者早已经心余力绌，或者迟早知道这后来邦国殄瘁的一天。过早的将那“居安思危”的警铃给摘落了下来。
朝政是需要精耕细作的土地，倘不全心全意耕耘，怎会有收获？徽宗赵佶并不是一个知人善任之人，这原本很好的土地后来成为荒郊野岭，长满长林丰草，倒也与赵佶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政权上，他并没有翻云覆雨的能耐与真知灼见的本领，于是，“靖康之变”就如同势不可挡的飓风一样。气吞万里如虎的金军兵临城下，他不思何以攻打来势汹汹的敌人，居然在李纲等人的怂恿之下，将自己的帝位禅让给年幼的赵桓。
这样的举措简直在悲剧性的历史变更中，涂抹上了一层滑稽的色彩。
我敢说，金兵不立即将赵佶与赵桓明正典刑，并不是欣赏他的丹青妙笔，而是胜利者对失败者必然的嘲弄与折磨，这折磨是多历年所的，以至于让他最后郁郁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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