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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更为深邃的解剖《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形象，现如今的我们究竟该以一种怎样的姿态去对待。下面一起来看看!
母系氏族社会的瓦解使得男性逐渐成为权威的象征，在此境状下的女性所需探索的是一条可以更为深刻识认自我身份的路途。而失去了以往的至高无上的自由与尊重的她们，所能依仗的只是那些我们现今可睹的诗歌。诗歌以其优美感性的姿态描绘着渲染着当时女性的悲喜与欲求，但它那感性的脆弱的特质注定了它只能是一种虚拟无力的发泄手段而不是实现愿景的有效工具，从来，争取地位身份的最好方式是自身强大。
一、社会等级秩序与女性自我意识
周人起于西方，至武王方灭殷商，在推翻了殷商的政权之后，在商朝原有秩序之上，周代提出了“德”的观念，更加的看重现实并强调“礼治”。
据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的描述，按照当时的等级秩序划分，当时享有自由最少的是贵族未婚女子，由于处女的贞操乃是将来作为妻子的必要条件，所以需要被严加监视。而平民女子因为缺乏必要的祖先崇拜与不具备获取充分的“德”，更多的与自然力相联系，因而可以与男人自由交往。当然，这并不是说因此平民女性的自由是绝对的彻底的，相应的是平民女性同样要面对的是家庭制度中必须服从的父亲的权威角色，甚至，从她们出生起习俗对待的差异，就可以看出她们命运的不可逆袭。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牛朱芾斯皇，室家君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诒罹。”
当女性从小浸淫在这种文化教育氛围之中，自我逐渐被社会规则所泯灭，最后所剩下的只是礼治所塑造的缺乏真实灵魂的躯壳。“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任何生理的、心理的、经济的命运都界定不了女人在社会内部具有的形象，是整个文明设计出这种介于男性和被去势者之间的，被称为女性的中介产物。唯有另一个人作为中介，才能使一个人确立为他者。”②当一种没有自由与尊严的生活以常态化的方式出现，逐渐消磨掉追寻自我斗志的女性，在这样一种似乎充满理性秩序的社会中所能学会的只是适应与习惯。
二、从天真到绝望：女性自我意识的幻灭
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无不生活在相对应的规则与秩序之中，它使得庞杂的社会过渡到一种看似合理的框架之中。每一个个体牢牢把握自己的身份认同，该做什么或者不该做什么都是安排设计过的剧情，当一个人试图打破这种规则的时候，要么进入更深一层的身份迷惘之窘境，要么进入无尽的苦痛渊薮。
虽然我们已经提到过从出生起男性与女性已经被安放在了不同规格的位置之中，但仍然强大的是超乎想象的自然力。它赋予了年轻女性无比清新诱人的天真，也埋下了如饮鸩般的苦痛。《诗经国风》中所出现的诸多妙曼女性不仅在体态上是那样的牵魂动魄，即使在精神灵魂层面也是让人难以阻挡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女性在婚后遭遇到种种不幸促使了她对于自身进一步思索，进而认识到现实的残酷与无助，自我命运的不公与飘零。
其实，《诗经国风》的诗句让我们很容易的感受到一种来自内心的关于青春活力与自我意识所迸发出的炫目的精彩。这种张扬的激情的感染力的确很是受用，但是它致命的缺点是不能持久。当我们在潜意识里始终毫无理由的压制着我们的理智，狂热的信仰美好是永恒的，给予她最高的赞美。然而，这一切的泡沫般的幻像的前提都是美好本身的稳固，而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长久的欺骗。当欺骗与自我欺骗达到顶值的时候，人生观世界观出现裂缝，久已被遮掩的矛盾喷涌而出，灼伤的不只只是自己。这时候，痛苦会让女性卑微且冷静地发现原来自己从来只是在别人设定好的运行轨迹上被操纵的工具。
三、等待理解与尊重
婚姻不是噩梦，但是《诗经国风》让我们触目惊心的看到了年轻女性是如何怀着憧憬进入到这样令人惧怕的泥潭之中。按照乔治巴塔耶的说法，当一位女性在选择一种合法性的婚姻的时候，也就是在逃避其他的男人，这样她就可以在更为激情与热烈的活动中爱上那个男性。当她这样的激情与热烈遇挫时，当这样的酸辛成为习惯时，最初婚姻所带来的美好记忆似乎变得有些可笑可悲。
《诗经国风》中的女性在一种畸形的社会关系中进行自我的身份认同，周遭的社会境状或多或少的影响甚至决定了大多数女性身份定位的偏差。她们更多的是克制自己学会最大限度的容忍，适应烦劳的生活以及不忠的丈夫。当她们发现自己无路可退的时候，她们所拥有的恐怕只有悔恨识人不淑的眼泪。可谁又曾想过，在那样一个男权社会如何才能让她们真正安心。她们在痛苦中度过美丽并黯然消殒，最终难以抗拒地被永恒地活到了诗歌里。
虽然女性通过诗歌诉求命运的企图被搁浅，但《诗经国风》中所出现的一个个或曼妙、或凄苦、或坚毅的女性形象是我们至今所无法忘怀的。她们如同矗立起的碑塔，承载着个人亦或整个女性群体的支离破碎的渴求，等待着被理解与尊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