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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这个敏感而脆弱的诗人，短暂的一生中都在追寻着“我”，这个“寻我”的过程也表现在其诗歌中。
在《“无目的的我”――顾城访谈录》中,顾城对作者谈了很多关于他诗歌中出现的大量的“我”的内容,无论“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还是后来“无目的的‘我’”……这些都表明顾城在探寻与思索中苦苦寻求“我”,我是谁?我向何处去?我存在的意义……他诗歌中无数的“我”则可以看作顾城对于“我”,这个看似简单,实则饱含无限含义的词的特殊情结。“情结”,一个心理学上的名词,“主要是描述一组感觉和观念。这些感觉和观念相互关连,由于个人情绪中的重大伤害产生出来的”;“一个人在过去曾受到某件事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大的使他潜抑了它,把它埋进潜意识里去”。并且,它能“放出一种能量,影响周围的每件事物”。[1] “情结”是一种人身上独特的心理现象,它连接着过去,影响着现在,并且可能很长时间会伴随人一生的情绪、感觉或观念。顾城童年的乡间生活,少年的城市生活,成年的海外生活都成为他诗歌创作的灵感和动力源泉,转换与迁移使他的诗歌呈现一种不断的“寻”的过程,它不是某个时期的突然的顿悟,而是持续一生的思索。这是顾城这个敏感而脆弱的诗人对生命独特的感受。“寻我”,寻求个体生命意义,是顾城终身的情结。“我”总是在与“它”的关系中存在的。顾城对“我”的寻求,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
一 “我”与自然
在与自然的关系中,顾城认为“自然的‘我’”,这个“我”与包括天地,生命,风,雨,雪,花……鸟,虫,兽等在内“我们”合为一体。这个“我”本身有一种孩子气,也有梦,希望和恐惧。……这个时期我写的诗比较自然,抒情,使我在对鸟,对世界,对自己说话。”[2] 这段话是顾城对自然中的“我”的诠释。他12岁与父亲来到山东农村,在那个远离尘嚣的美丽地方,他的诗心在与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中被启迪,直到他回到城里,城市里的冷漠疏离,使他不能适应,此时的他就愈发怀念大自然,在自然之中,顾城更能成为自己。在他看来,人是自然的一员,并且和自然界的其他物种关系密切,互为邻里,所以对于自然,顾城是赞美的,咏叹的,他用自然编织他的童话与梦幻。我赞美世界,用蜜蜂歌,蝴蝶的舞,和花朵的诗……把全天下的;海洋、高山、平原、江河,把七大洲 :早晨 、傍晚、日出、月落,从生活中,睡梦中,投入思想的熔岩,凝成我黎明一样灿烂的――诗歌。――《我赞美世界》自然,是顾城这个童话诗人梦开始的地方,他的诗歌明确标识了他在自然中的“寻我”情结及其表现,为了“寻我”,找到自然之我真正的位置,满足高出于“存在”之外的精神上的满足,真正的贴近自然,顾城开始拒绝长大,并用儿童的视角来描摹他眼中的自然,他的童年主要生活在大自然中,自然的水土养育了他,构成了他与自然最直接,最亲切的联系。顾城用他神奇的笔,让我们在贴近童心的至善与纯美的同时,感受到他对心中自然的深情。
首先,作者用儿童的语言、语调、口吻出现在《我的幻想》、《幻想与梦》、《生命幻想曲》等作品中,诗人用第一人称叙述着“我”,用的是似乎要离开顾城现时的年龄、身份、心态而沉入童年时空的笔调,既是过去时又是现在时,既是一个少年、成年的回忆,又更像一个孩子的陈述,成年人对温馨自然的抒情与孩子的童心童趣渗透融合到一起了,但更触目更动人的是“孩子”情趣的这一面。其次,是孩童般的思维、心理与行为。顾城拒绝长大,认为自己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他想以世界为家,以自由为生活,以理想为现实,以梦为诗,画下一个个彩色的梦幻的事物。顾城同样用孩子的眼光看待大自然,孩子的世界是单纯而又直接的,小鸟、潮水、细雨、落叶……这些最直观的最简单的事物成为他的意象,这些直观意象的叠加与互动,洋溢着童心的无限乐趣,使之成为顾城诗歌中充满童话色彩的世界,也表达了顾城对大自然的倾心与亲近。
顾城笔下自然中的“我”,生活在一个梦、诗、童话般的世界。这个世界,充满了儿童特有的幻想、想象、感觉及灵感,这里有的是天真、稚气和单纯,它对照着、抵御着成人的世界,是顾城心境中“爱”与“恋”之所在。“爱”与“恋”是顾城在自然中寻的“我”的直接感受,同时也是顾城心灵的本我表现。
二 “我”与社会
不管是文化的“我”,还是反文化的“我”,都是顾城所处社会中的“我”。这使顾城更多的接触外部世界,接触社会,这些使他对世俗有了更多的了解。他想要为他人,为自己的痛苦鸣不平,但社会道德规律又使他止步不前。于是顾城将“自我理想”参与进来,以慰藉被压抑的痛苦。对于现实社会,顾城说“17岁我回到城里,看到好多的人,我很尴尬,我不会说话。人都在说一样的话,你说的不一样,他们就不懂,这里边好像有一个魔鬼,不是他们在说,是另一个东西。城市像一架机器,一个针,每分,美妙都让你服从它。我不能适应这一切……”[3]这段话表明顾城在城市中就是个“异乡人”,他在这繁华都市中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也无所适从,所以社会中的“我”表现出一种异化的悲哀,一种绝望,一种孤独。
顾城的诗对于异化的悲哀有两层含义,一是人创造了科技,创造了高度的物质与精神文明,然而这种高度的发达,却给人带来一种压迫感。其二是十年的文革动乱,那个令人窒息的岁月给人带来的精神压迫。我坚信,我目不转睛。/ 彩虹,在喷泉中游动,温柔的顾盼行人,我一眨眼――就变成一团蛇影。/时钟,在教堂里栖息,沉静的嗑着时辰,我一眨眼――就变成一口深井。/ 红花,在荧幕上绽开,兴奋得迎接春风,我一眨眼――就变成一片血腥。/ 为了坚信,我双目圆睁。――《眨 眼》诗中的“蛇影”、“深井”、“血腥”冷酷无情,没有人气,没有个性,只有毛骨悚然,胆战心惊,这便是“我”眼中世界的状况,活着的人的状况,我感到悲哀,一种阴森、霉烂、恶化的悲哀,一种恐惧,冰冷,残酷。血腥的生命顷刻化为乌有的悲哀。
异化不只是带来了生之悲哀,还带来了生之绝望。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摧毁。我在幻想,/ 幻想总在破灭;/ 幻想总把破灭宽恕,/ 破灭却从不把幻想放过。――《我的幻想》面对异化,面对绝望,我的幻想和美好的想象都在一步一步破灭,理想之国早已不复存在,人的灵魂开始慢慢变质虚无,我们再挣扎也无济于事,一切只有无奈接受,这便是绝望。面对这种绝望,他在自己的世界中幻想,寻找摆脱禁锢“我”的种种方法,但是这条路注定难走,顾城是如此的孤立无援,人与人不能相互理解,诗人就像一个流浪者,无人顾及,无法停靠,难以确定。面对孤独的生存状况,顾城虽然彷徨颓丧,悲哀绝望,但并没有失去信心。“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一代人》),“我”要用我的眼睛,我的笔,来寻找一条最适合于自己的路。
对于由于高度文明发达带来的压迫、异化、孤独、绝望,顾城则是创造了一个与世俗社会对立的“彼岸”,把自己从这个没有人情冷暖,勾心斗角,冷漠疏离,伪善的地方抽离出来,站在大自然中冷眼看待那个冷酷的世界。对于诗歌社会中的“我”,顾城抛弃了自然中的简单、淳朴、直观的意象,选择更加抽象,更加沉重的意象,“黑暗”、“黑夜”、“石壁”、“破灭”这些意象带来一种空旷,带来一种忧郁与凄凉,这些都表现了都市所引发的复杂感情,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更不知道如何从这些错综复杂通道中走出去的感觉,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我”不同的是,社会中对于“我”的认识,是一连串的认识过程,是一种从中抽离回归自然之“我”的感觉。
三 “我”与自身
在认识“我”与自身的过程中,顾城逐渐认识到“我就是我”,当我思考“我”的时候,我已经不存在……对于我来说,“无我”就是不再寻找“我”,我要做的一切,但是我不再抱有目的。一切目的和结果让命运全排,让各种机缘全排。[4]在寻“我”的过程中,顾城逐渐认识到他陷入了一个矛盾中,这个矛盾是人生的主题,也是人生的一种客观事实,这既是本能与意识的矛盾,也是社会与自我的矛盾。顾城看到了矛盾,有了矛盾就有思考,在思考中顾城走入了“无目的的我”的世界中。这种“无目的的我”实则是一个难以驾驭,难以摆脱的“我”。
“我”难以掌控,因为一切都由命运支配。命运又充满了虚无和荒谬,怎样克服命运对我的摆布?没有办法,唯一只有服从我,我行我素,无论命运如何,它只有通过“我”才得以体现。所以,命运无法驾驭“我”,我也不需要驾驭“我”,我只需要用“无目的的我”存在着,“无目的的我”是一种抽离,“无我”的“我”,“既是神,又是鬼,既是人,又是昆虫”,这显然是对人的“人本”地位的彻底解构,是一种接近死亡又无死亡可言的无为无不为状态,这也使得此时顾城的诗歌中充满了宿命的色彩和悲剧的韵味。他把诗歌当作宣泄自我的途径,用支离破碎的意象,片段性零星的句子,偶然性的词汇表现自我。我知道永世降临,并不悲伤/ 松林中安放着我的愿望/ 下边有海,远看像池水/ 一点点跟我的诗下午的阳光/ 人时已尽,认识很长/ 我在中间应当休息/ 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很长――《墓床》这首诗中顾城探讨了死亡,《墓床》中的死亡很安详,既不哀怨也不悲伤,死亡既是本能,也是一种永恒,“我”前往的是通向冥府的路?你就会发现死与生并无绝对的界限。所以死亡在诗人看来已经不是痛苦而悲哀的事情,只是行走疲惫后的休息,心里充满着渴望与期待,而人世呢?“走过的人说树枝低了/走过的人说树枝在长”,这样无奈的人生诗人已经疲倦,他渴望宁静与长久的睡眠。
“无目的的我”是顾城在一生寻我的过程中最终的归宿,在这个“我”中,顾城曾经对于自身,死亡,两性,社会,做人,虚无产生的恐惧都消失了,这个“我”存在而不属于社会,它是顾城对于整个人生的思考与总结,这个“无目的的我”是顾城心中最纯净的“我”。总之,综观以上三个方面,寻求自然中的“我”,寻求社会中的“我”,寻求自身的“我”,贯穿了顾城的一生,并且充盈的表达在诗歌的各个方面,他们组成了顾城的“寻我”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