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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直到论文讲演完了，我才走出林肯学院的铁门。卸去了的压力，满心的轻松，像出了笼的鸟一般。到牛津城里走走，我要看看这所名校的精髓所在，找到能够感动我的地方。我还幻想着，在离开的那天，写上两句，轻轻地走，轻轻地来什么都没带，之类的美句。
走在几百年风雨浸蚀的古老建筑之间，像是穿过时光隧道，回到中世纪的岁月。一群穿着黑袍的神职人员，在距离伦敦90公里的浅河滩上，成立了牛津大学最早的学院，后来38个学院陆续建起。这些学院的布局都是四方的前院，高耸的尖顶，如茵的草坪，茂盛的花坛。阿斯默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和拱顶的波德立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赫特福德学院的叹息桥和布莱克威尔书店等等的地标性建筑走过，感动于牛津人的继承，坚守和信仰。
离大教堂不远的是泰晤士河的小支流，一条静静的小河。有几个学生在练习划船，河边还有几座类似莎士比亚故居的宽顶草屋。三月底，岸边刚刚抽芽的细柳，在水中投下倒影。头顶上的“西天的云彩”，随意地飘着，像一幅优美的风景画，但却没有让我感觉到“徐志摩式”的万般诗意，也没有被重磅袭击，震撼到了心底的激动。
我一边哀叹自己被生活弄得思维枯竭，感觉迟钝。一边在替自己开脱，也许今天的我，早已摒弃了那些诗词歌赋之类的“小女孩的小把戏”。
“可是我还会不会被什么人，什么事而深深感动哪？”我不禁地问自己。
我在牛津漫无目标地走着。我喜欢在陌生的地方，自由地独行。我曾经一个人住进土耳其的卡帕多西亚怪石林立的山顶洞屋，在希腊有八百年历史的罗马式村落漫游，在圣彼得堡的夏天，那些“白夜”的日子里，徉倘在沙俄故都的各条宽街窄巷。 我特别同意龙应台的一句话，“独行是你和自然的一个单独约会”。而独行中，那些感动我，震撼我的人、事、情、景，都在清楚地告诉我，我是谁。
（二）
当我在牛津自然博物馆门前，看到那十株直径二三十米的硕大无朋的树根，被翻转朝上地展放在水泥平台上的时候，我简直是惊喜的不能自己。那些向着天空直立上去的，无数缠绕在一起的树杈，仿佛都在发出一声声高昂的天问，“谁——之——罪？”
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的树根展览
这些巨大的树根是来自非洲加纳的原始森林。由于环境的急剧恶化，每四秒钟，就有足球场那么大的一片树林倒下。这将极大地危害了气候，生物多样性，以及人类的生存。2009年，牛津的一位年轻的女植物学家，带着一队人，从加纳运回十个大树桩，联合一位同样年轻的女艺术家，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把树根公开展出，唤醒广大的人民。英政府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展览最初设在伦敦市中心的拉法耶广场 （Trafalgar Square）。
这些千年的原始树根，以一种强烈的视觉冲击，让人们再也无法躲避，推诿这个摆在人类面前触目惊心的问题——环境保护。站在这些硕大无比的树根面前，人们的立场也就一下子非常的明确了：我们人类再也不能对自然掠夺性地开发，对资源毫无节制地滥用，无法逆转的恶劣后果已经彰显无遗。
不久，这些树根被送到丹麦首都哥本哈根，赶在在联合国举办全球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展出。最后，这些树根被送到牛津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博物馆门前的草坪上，搭建起来十个水泥平台，每一个树桩昂然地耸立着，直逼每一个观众的眼睛，直抵他们的内心深处。
我还是会感动，只是起因于不同的缘故了。
我被牛津人以树根为契机，换醒人们的环保意识的行为, 而深深触动，因为她们的行为符合了我对文化精英，名师名校的最终理解和考量。
我一直认为，知识分子，尤其是象牙塔里的菁英，是时代的先行者，前卫的思想家，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的使命感，一如五四时期的北大青年，站在北京街头，振臂高呼，唤起民众。他们应该是李大钊说的那样，“铁肩担道义，双手著文章”，他们应该是“先天下之人忧而忧，后天下人乐而乐”。
牛津的精神正如它校徽上的那句话，“The Lord is my light (主给了我光明)”。牛津人高举着这束火把，走在人类进步的排头。
（三）
迄今为止，读到的几篇中文的记叙牛津的文章，包括张贤亮的一篇，都是强调牛津的院系设置,古老的传统,建筑的雄伟，资源的丰厚,校园的幽雅……是牛津的精英所在。这是毋容置疑的，这些是牛津的优势，是牛津的魅力。
可我觉得，牛津最宝贵的精髓，最超群的非凡，在于牛津的人，是那些有着高瞻远瞩的眼光，有着开明包容精神的牛津人。
欢迎晚宴上，我被安排坐在特邀嘉宾勃朗宁博士旁边，他是牛津研究东方宗教的教授，他的主攻方向是伊斯兰教、佛教和回教。读着他的名片，我玩笑地问了一句，“您和大诗人罗伯特·勃朗宁是亲属吗？”
“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早准备好了答案，可是，从来没有一个外国人会问这个问题”。勃朗宁教授抬起眼睛，看着我， 儒雅地说了一句，“我是来自伦敦东区的勃郎宁，诗人是伦敦西区的。” 东区和西区是伦敦穷区和富区的界线。
勃朗宁教授的回答，开始了我们一个晚上愉快的谈话。
晚宴还是设在学生饭厅里，只是铺上雪白的台布，饭厅的工作人员为大家送上饭菜。中间巨大的壁炉，火光温馨，给大家在古老城堡的饭厅里面带来了暖意。四面墙上，都挂着几百年来的校长，校董的肖像画，他们大多是英国皇族，或者贵族。唯一的例外，是在进门的门框右上方，有一幅主厨在工作的油画，这位主厨为林肯的学生，做了一辈子的饭。把他的画像和其他的大咖挂在一起，用勃朗宁的话，“这是牛津大学，也是林肯学院的与时俱进”。
林肯学院的饭厅
勃朗宁教授快七十岁了，一头整齐的白发，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语音语调都透着温和。他告诉我，他最了解的中国人是郑和。
“我最了解的中国古人，也是郑和。”我回答道。勃朗宁教授把郑和作为研究的人物，这不奇怪，郑和是一位回教徒。
我曾经特别着迷郑和下西洋的故事。因为小的时候，看到的一幅画，那是把郑和的下西洋的旗舰——“宝船”，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所乘的小船，作一个同框对比，真有一座大山和一座小丘的差距。我好奇极了郑和的这段航海历史。总是在想，郑和带领着大明船队在十五世纪初（1403-1433年），七次下南洋，到达了非洲，中亚。比欧洲大航海时代整整早了七十年，如果他们再走的远一点，发现美洲大陆的就不是哥伦布，而是郑和了。
“那就不是英语，而是中文成为世界的通用语言了”。我加上一句。
“那太好了，我一直遗憾没有年轻时学一门中文哪。”勃朗宁和我见到的很多老美一样，永远在任何场合，都能说话得体，又不失时机地送出一句flattering word（好听的话）。
勃朗宁高兴地叫住拉克利夫博士，我们会议的主持人，英国政府的前传媒部主任。指着我说，“这位中国女士是我认识的第二个中国人。”
坐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大笑起来。这就是勃朗宁的英式幽默。
（四）
我忍不住告诉这位“出身东区的勃朗宁”，在他之前，我是“出身西区的勃朗宁”的铁粉。诗人勃朗宁的集子，曾是我放在枕边的书。可是，我惊异地发现诗人勃朗宁没有和先他而去的妻子，诗人伊丽莎白，并葬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而是，和莎士比亚（纪念碑）、乔叟、雪莱、拜伦、狄更斯和哈代等等的，安葬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的诗人之角。
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里面的诗人之角
勃朗宁教授听完我的话，会心地笑出声来，“我的那位本家想来跟我一样吧。喜欢与同行，朋友在一起，畅谈各自的想法。从这些心与心的交流中，得到了最大的启迪”。
我也被他爽朗的笑，给弄笑了。眼前出现那片诗人之角，一百多位英伦600年以来的文艺精英，一如他们生前的习惯，聚在大客厅的一个角落，不知日月地争辩着各自的见解，时而沉思不语，时而侃侃而谈。我好象听见他们隔着时空的一问一答，赞同反对，他们充满智慧的辩论，他们意义深远的总结。
勃朗宁教授转过头来，湛蓝的眼晴清澈透亮，问了一句，“你知道我们伊斯兰中心最初在1969年是怎么成立的吗？”
我摇摇头，在那天之前，我压根都不知道牛津还有一个伊斯兰研究中心。
教授告诉我，半个世纪之前，他创建牛津的伊斯兰研究中心，只是缘于他和一位巴基斯坦的同事，在午餐上的闲聊。他们不约而同地认为，今后的世界上最大的冲突，将不是人们普遍看到的东西方的冷战，也就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和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矛盾斗争。而是，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对抗和冲突。而化解这种矛盾冲突的最佳方式，是加强而双方之间的沟通了解。所以，他们当场决定，他们开始筹建一个研究中心，目的就是让双方理解，沟通，对话，以达到最后相互谅解，和平共处。
我经常是有一些英文字词，句子听不懂的，可是这会儿，我一字不差地听明白了勃朗宁教授的每一个字。小的时候背下来的那个笔画很多的四字成语，“醍醐灌顶”，应该是准确地形容我那一刻的感觉。
我告诉老教授，从今往后，我有两个姓勃朗宁的崇拜偶像了，一个罗·勃朗宁，一个提·勃朗宁。
老教授告诉我，他们新建了一座更大的牛津伊斯兰研究中心，下一年竣工。他邀请我来参加成立庆典。
第二年的春季学期，我收到他们的邀请函，可是忙于各种的琐事，没有机会再访牛津了。这是我一生中，每当想起就会觉得遗憾的一件事。
直到今天，我依旧会常常想起勃朗宁教授的那句话，“只有了解沟通，才能化解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