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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政治家、改革家、文学家王安石，他的诗，大家阅读学习过哪些?哪些是千古佳作?接下来小编为你带来王安石最出名的诗句，希望对你有帮助。
《梅花》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明妃曲》二首
其一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入眼平生几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
其二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杆拨春风手,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恩深,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尚有哀弦留至今.
《书湖阴先生壁》
茅檐长扫静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
《元日》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日童][日童]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棋》
莫将戏事扰真情,且可随缘道我赢.
战罢两奁分白黑,一枰何处有亏成.
《登飞来峰》
飞来峰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
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泊船瓜洲》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
《与薛肇明弈棋赌梅花诗输一首》
华发寻春喜见梅,一株临路雪倍堆.
凤城南陌他年忆,香杳难随驿使来.
王安石诗《读史》
自古功名亦苦辛,行藏终欲付何人.
当时黮黯犹承误,末俗纷纭更乱真.
糟粕所传非粹美,丹青难写是精神.
区区岂尽高贤意,独守千秋纸上尘.
《宋史·论》曰：朱熹尝论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为，庶几复见二帝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财利兵革为先务，引用凶邪，排摈忠直，躁迫强戾，使天下之人，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卒之群奸嗣虐，流毒四海，至于崇宁、宣和之际，而祸乱极矣。”此天下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问韩琦曰：“安石何如?”对曰：“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神宗不听，遂相安石。呜呼!此虽宋氏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北宋的评价
元祐元年(1086)，王安石去世后，司马光曾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方今……不幸谢世，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朝廷宜加厚礼，以振浮薄之风。”。司马光对王安石的道德文章进行了肯定，而对作为政治家的王安石，进行了全盘否定。北宋时期，其反对派就以修史的方法进行批评，朱熹多次批评王安石及其后学：“学术不正”，“坏了读书人”，但是朱熹对王安石个人是给予了相当肯定的。
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锐行变法，但因性格、运气、旧党及富豪反对和用人不当，导致变法失败，其人亦被旧党标上“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所促成的党争更加速了北宋亡国。宋高宗为开脱父兄的历史罪责，以靖康元年以来士大夫们的议论，把“国事失图”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绍兴四年五月宋高宗诏命重修《神宗实录》以否定王安石变法为基调，这一定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王安石作为北宋亡国元凶的论调，经宋国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中国皇权时代官方定论。
南宋以后，王安石变法总体上是被否定的，但对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则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举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马法得到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陆九渊，元朝有吴澄、虞集，明朝有陈汝錡、章衮，入清后有颜元、李绂、蔡上翔、杨希闵、龚自珍、陆心源等。王夫之认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是“祸天下而得罪于名教”。如蔡上翔以为“荆公之时，国家全盛，熙河之捷，扩地数千里，开国百年以来所未有者。南渡以后，元祐诸贤之子孙，及苏程之门人故吏，发愤于党1**禁之祸，以攻蔡京为未足，乃以败乱之由，推原于荆公，皆妄说也。其实徽钦之祸，由于蔡京。蔡京之用，由于温公。而龟山之用，又由于蔡京，波澜相推，全与荆公无涉。”
他们给王安石以高度评价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他们大都是江西临川人，对王安石的褒扬，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尊重和敬仰“乡贤”优良传统的一种表现;其二，颜元、龚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变法，与他们和王安石有着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开。
南宋至晚清最具代表性的批判意见有三点：一是认为王安石变乱祖宗法度，“祸国殃民”，最终导致北宋亡国。这个观点定于南宋初期的《神宗实录》，后经宋国史至元朝人修《宋史》所承袭，成为元明清时期的官方定论，不仅为史家所认同，而且被社会普遍接受。二是对荆公新学进行了严厉抨击。荆公新学是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自宋理宗取缔王安石配享孔庙后，荆公新学所遭受的抨击之严厉，要远甚于对新法措施的否定。南宋理学家对荆公新学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斥荆公新学为异端邪说“于学不正”、“杂糅佛道”或“学本出于形名度数”，二是把新学作为变乱祖宗法度而致北宋亡国的理论依据，予以无情打击。由于理学在元明清被定为一尊的统治思想，“是当时思想的主流”，荆公新学作为异端邪说遂成不易之论。三是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为聚敛之术“聚敛害民”。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剥民兴利”，是北宋熙宁、元祐时反变法派批评新法的主要观点，自南宋至晚清仍是绝大多数史家和思想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
20世纪上半叶的评价：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
梁启超《王荆公》是20世纪评议王安石及其新法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荆公》为王安石及其变法彻底翻案。梁启超称王安石“三代下求完人，惟公庶足以当之矣”，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免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社会革命”，还认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胡适也有类似的评价，其后研究者虽然已涉及到王安石及其变法的方方面面，但梁启超的肯定性评价为大多数人所尊奉，而成为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