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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是以刊载新闻和时事评论为主的定期向公众发行的印刷出版物。是大众传播的重要载体，具有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的功能。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挺进报课文原文，希望大家喜欢。
一九四七年秋天，重庆地下党发行了《挺进报》，由一个市委委员领导，下面有三个工作同志：一个收听和记录新华社的广播，一个刻钢板，一个油印。陈然是一家工厂的代理厂长，条件最好，不容易暴露，因此党把油印的工作交给了他。从此他白天是个代理厂长，晚上就成了印刷工人。他积极地学习油印技术，最初一张蜡纸只能印三五十份，几个月以后就可以印两千几百份了。他不满足于这点成绩，还下决心学写仿宋字，刻钢板。他向市委建议减少一个工作同志，这样既可以节省人力，又可以减少《挺进报》周转的时间和暴露的危险。市委批准了他的建议。
第二年四月里的一天，市委派人到陈然家里通知他：党内出现了叛徒，《挺进报》应该尽快转移。那人临走时候对他说：“明天晚上，你印好最后一期报纸，后天──二十三日早上八点正，我来帮你运走。这两天你要特别警惕，不用再回工厂了。一有可疑的情况，你就先离开这里。”
二十二日黄昏，陈然忽然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短信：“近日江水暴涨， 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
这分明是暗示陈然，叫他快走。陈然不知道，这是在敌人机构里秘密工作的一个同志得到了消息，来不及报告市委，才冒险直接通知他的。他舍不得写好的蜡纸和第二天早上就可以印出的《挺进报》，以为再过一个晚上不会有什么危险，他抑制不住工作的热情，又走进储藏室去工作。他急忙地赶印，到早晨五点钟，突然听见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立刻明白了，就轻轻地关上灯，拉开窗门，随手拿起准备好的扫帚，小心地挂在窗台下面的钉子上。
门破了，几支枪对准了他，他被捕了。几个便衣特务留在他的房间里，危险进一步威胁到市委。
八点正，市委的同志来了。四周没有发现可疑的人，他一直走向陈然住的小楼，忽然看到窗外挂着扫帚，立刻扭转身，从后门走出去了。
敌人怕陈然传播消息，把他单独囚禁在白公馆楼上一间小牢房里。但是敌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那间小牢房早就被同志们打穿了一个秘密孔道，可以和楼下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地下党通知陈然，叫他把最近的胜利消息写成字条，秘密传下楼去。
陈然高兴极了。党组织给了他半截铅笔──这是罗世文同志遗留下来的，还有一些包香烟的薄纸和一个破刀片。他工整地写着消息，报头是：“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挺进报》从秘密孔道送到楼下以后，很快得到党组织的通知，通知里严肃地批评陈然，指示说：第一，刊头立刻取消，不许再写《挺进报》、期数和出版日期；第二，必须坚持写仿宋字，以免被敌人发现笔迹。陈然认识到自己缺乏对敌斗争的经验，诚恳地接受了党的批评。不久，陈然又得到通知，说隔壁关着一位黄显声先生，他有报纸，可以从他那里得到更多更新的消息。
黄显声是个赞同革命的民主人士，已经被捕十来年了。陈然利用放风的机会，拖着脚镣，踱到黄显声的窗口附近，轻声说：“我要看报！……”
黄显声仿佛没有听见，把头转过去了。
回到牢房里，陈然有些担心。但是他又想，既然党组织叫他联系，一定没有问题。
半夜里，墙壁上发出轻轻的敲击声，从一扇密封的门下边的缝里塞进来一张报纸。报纸里面还夹着一张字条：“不要讲话。报纸每天晚上准时送去，必须在天亮以前准时从原路退回。”
从此陈然写的报上每天都有最新的消息了。送到楼下的报并不是每个同志都能看到；为了保密，党组织的几个领导人看了就毁掉了，其他同志都是听口头传达的。但是报上有些消息太宝贵了，谁也舍不得烧毁，就冒着危险藏起来。同志们受到毒刑拷打，或是被重病折磨的时候，一读这些消息就有了力量。
一个名叫宣灏的难友，已经被捕多年，眼睛高度近视，身体很坏，生了病。同志们把一张报塞在他手里。他躲在墙角聚精会神地看，兴奋得连放风也忘了，被看守长发现了，他想把这张报塞到口里，已经来不及，连人带报被抓住了。
在特务的办公室里，看守长拿着鞭子逼问宣灏：“这张传单是谁写的？”宣灏想到自己的过失，为了不牵连别人，承认是自己写的。
特务知道宣灏不是共产党员，写不出共产党的传单，就用皮鞭狠狠地打他。宣灏倔强的挺立着，一口咬定是自己写的。
特务所长和看守长共同研究这张可怕的传单：“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毛泽东主席向全会作了工作报告……”他们认为这表明重庆地下党和监狱有联系，一定要搜查，要破获，于是立刻在整个集中营里突击搜查。
几个月的狱中生活，使陈然增长了许多地下斗争的经验。黄显声的报纸每天都按时送还，铅笔、薄纸和刀片都妥善地藏起来。敌人来搜查，一点线索也没找到。
敌人使出最毒辣的手法，用一切刑具折磨宣灏。他们知道共产党员不会让群众代替自己牺牲，折磨宣灏，就会使写传单的人自动站出来。的确，宣灏被拷打，受折磨，同志们难过极了。陈然觉得自己应该站出来，牺牲自己，保全同志。但是报是在楼下被截获的，他关在楼上，如果他站出来，消息来源，秘密孔道，楼下党组织，就会全部暴露，牺牲太大了。正在这紧张的时刻，和宣灏同住一间牢房的共产党员、被捕十年的老同志许晓轩挺身站出来，承认那张纸条是他写的。
看守长吃了一惊。这是个不容易对付的共产党员，刑罚对他是没有用处的。许晓轩被押到所长办公室，特务们叫他写几个字看看。他明白这是核对笔迹。他拿起铅笔，写了几个工整的仿宋字。愚蠢的特务鉴别了两个钟头，结论是“笔迹相同”，就断定是许晓轩写的。
许晓轩同志是狱中党组织的负责人。指示陈然不许写“刊头”，要坚持写仿宋字的，就是他和其他几位同志。从第一张报传到楼下那一天开始，许晓轩他们就学写陈然的仿宋字体，以防万一。
特务们追问消息的来源，追问地下党的联系。许晓轩冷笑着回答：“几天前放风的时候，管理室没有人，我走进去，从报纸上抄下这条消息。”特务们连忙搬来一大叠报纸。许晓轩慢慢地翻看，果然找到了纸条上的那个消息。特务们哑口无言了。
按照集中营的惯例，凡是进行秘密组织或者宣传活动的人，立刻处死。许晓轩从息烽到白公馆，十年炼狱，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他对敌人说：“写报告枪毙我吧！我永远是一个共产党员。”敌人却没有写报告，因为报纸是管理室的，他们怕担“失职”的罪名，按照规定，失职人员要判处一年徒刑。案子似乎破了，烦恼的却是敌人自己，所长室直到半夜还没有熄灯。第二天，看守长召集看守员训话说：“那张‘纸条’的事，谁也不准再提！”
革命同志以无比的机智战胜了敌人，保全了党组织。
* 节选自《在烈火中永生》，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