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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她都将永久陪同着你。今天小编要给大家介绍的便是和亲情是小故事，欢迎阅读！
我们的生命中，让人不堪回首的告别比比皆是。
我父亲是个苦孩子，从小父母双亡，13岁时一个人闯荡到上海。后来进了工厂，扫了盲，过上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慢慢地，他从一个炼钢工人升到了技术员。我母亲是个小学老师，家里有两个男孩子，算不上小康但至少温饱不愁。
父亲是个容易满足的人，而母亲却是个非常有挑战精神的女性。那时候，母亲辞去了工作下海到外地的私营厂去跑供销，非常辛苦，一周才回来一次。为了应酬，她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
我遗传了母亲的基因，在课余时间也跟人到处跑，挣点儿零花钱来贴补家用。那天，我得到一个消息，有个演出小分队需要一个装卸舞台的小工，同时还可以在开场时上台去跳个舞。我兴奋得不行了，跟父亲说我明天早晨就要走了。
父亲说，你向学校请假了吗？我说，你帮我请吧。父亲说，你母亲明天中午回来，你等她一下吧。我说，火车等不及了，明早你用自行车驮我去车站。
当时，我们住在闵行，远没有现在这么繁华，那就是个都市里的村庄，去上海还要坐长途车。父亲骑着他那“二八”的自行车，我背着包坐他身后，夏天早晨6点多钟，路边已经有人卖早点和晨练了。
离车站还有一公里，轮胎爆了。我跳下后座就往车站跑，一边跑一边还埋怨。父亲推着车在后面追我，我们就这样冲到了长途汽车站。那时是20分钟一班车，正好有一班到站，我迅速地跳了上去，车门就在我的身后关上了。我看到站台上，父亲在说着什么，可是，什么都听不见。
我低下头去拿钱买票，这一低头……竟然就是一辈子啊。
父亲就在第二天下午脑溢血去世了，走的时候很安详，面如金纸，没有留下一句话。我跟着大篷车队在流浪，第4天，上海的朋友们才辗转在徐州下面的一个煤矿找到我。回到上海，正好是第7天，赶上父亲的追悼会。
之后很长很长的时间，我都闭不上眼。每次闭上眼睛，车站的画面就出现在眼前：一个大男孩冲上车，低头找钱，连手都没有挥一下。而车站上，一个中年人，推着车，极力地想说些什么，可是，我听不见，听不见……
生命中有最好的告别吗？其实没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告别都伴随着疼痛。告别伤病，我们要经历很多疼痛;告别离去的亲人，是撕心裂肺的疼痛。
可是，我们不能避免这些，我们只能对自己说：曾经，这些很爱我们的人，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已经够久了;他们要去到另一个城市，那个城市里有我们更多的亲人，他们在那里团聚了。
有一天，我们也要去那个城市，想到那个城市里有那么多我们熟悉和爱我们的亲人。
我们就不会害怕了。
丢失了最珍贵的东西，是踏破铁鞋四处寻找，还是原地等待？
有这样一位父亲，重庆人，在沙坪坝一带经商，在之前的21年里，经商只是顺便，等待却是主要内容。
21年前，他5岁的儿子就是在这儿丢失的。
当即报案。隔年，嫌疑人被抓获，被判刑，但孩子被转卖多次，下落不明。
父亲也曾出门寻找，犹如大海捞针。
他有经商的头脑，朋友约他去深圳开超市。他也曾去考察，发现很有前景。但想到丢失的儿子，如果有一天儿子回来了，找不到爸爸怎么办？
他做出一个决定，哪儿也不去，就在原地守候。
他在老地方买了一套房子，马路对面就是儿子被拐的地方。他还在附近开了一家茶楼。21年里，无论人在茶楼，还是在家，他都习惯性地临窗翘望，希望能够看到儿子的身影。
守在老地方，没等到儿子，却等到了警察。前些年全国建立了DNA血样库，沙坪坝派出所的警察很方便地在原址找到这位父亲，通知他前去采集血样，通过血样比对，或许有父子重逢的机会。
最近有了消息，来自福建厦门。前往认亲的飞机上，父亲的心情紧张又复杂。
结果你应该猜得出来，他们正是一对亲父子。才第一眼看到父亲，儿子的心就笃定了，因为他们真的十分相像。
父亲大笑着，哽咽着：“儿子啊，我在你被拐的地方，等了你21年，终于被我等着了呀！”
已经26岁的儿子说，只记得小时候，迷迷糊糊跟人走了，转车又转车，转手又转手，来到了现在养父母的家。前几年，养父母支持他，到派出所采集了DNA血样，这样，才有了找到父亲的可能。
父子重逢，儿子用的是最前沿、最新潮的方式——采集血样;父亲用的是最原始、最古老的方式——原地等待。缺一不可。
要知道这个小儿子可是我的命根子啊。我和妻子婚后一连生了4个女娃，42岁才有了这个男娃。我很爱这个孩子，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孩子病成这样，我真是心如刀绞，赶紧抱着他来到当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高烧40度，肺炎，只有用链霉素消炎退烧，娃的病才能好转。但要命的是，当时由于两派武斗，医院处于半瘫痪状态，好几天前就没有这药了，要买药只有去陕西宝鸡。那时，链霉素供应紧张，要凭医院证明才能买到。医生立即给我开了证明，催促我赶紧去宝鸡买药。
我一听傻眼了，我家在甘肃天水，离陕西宝鸡300多里，孩子急等着用药，来得及吗？可不去买药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决定去宝鸡，可家里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更别说坐火车的钱了。为了抢时间，我决定扒火车。医生告诉我，一支链霉素9毛5分钱，我家孩子需要6支。我想尽办法东拼西凑，只筹到5块钱，不够买6支药，我只好先去宝鸡看能买几支是几支。救孩子刻不容缓，不能再拖延了。
来到铁路边上，我选了一段弯道处，火车在这里一般要减慢速度。这时，刚好来了一趟客车，我很容易就跳上去了。可是这趟车见站就停，我心里急呀，哪能受得了火车这么慢腾腾的？半路上就跳下了车，想等一趟快车。此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将腰间拴着的麻绳紧了紧，用力勒紧肚子，作好扒车准备。果然来了一趟去西安的货车，可这车太快了，风驰电掣，跟飞一样。我有些胆怯，试了几下也不敢扒上去，可一想到娃娃的病，就什么也顾不了啦，救不了娃，我活下来还有什么意思？车皮一节一节地从我眼前闪过，生死就在这一瞬间，如果扒住了，兴许娃就有救了，扒不住，被火车轧死，也算我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我后退两步，瞅准一个车门把手，鼓足勇气，奋力一跃。呀，右手打滑了，幸亏左手牢牢地抓住了车门把手，身体顿时飘了起来，耳边的风呼呼作响，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身子贴住车身，双脚踩住车门口的台阶。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觉得又饿又累，头昏眼花。我告诫自己要振作精神，万一昏迷过去，还不掉下火车摔死了？我挣扎着解下腰间的麻绳，先将自己拦腰捆紧，再将麻绳两头分别系在两边的把手上，这样就安全多了。我就这样站着，不知是睡着了还是饿昏了，啥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时，车已到了宝鸡，我急忙解开绳子跳下车，才走了几步，就被迎面过来的两个人吼住了。两人看样子是铁路工人，年龄和我差不多，模样凶巴巴的。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如实相告。他们不信，上下打量我。我掏出医生开的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才半信半疑地缓和了语气。在他们盘问我时，我的肚子不停地咕咕叫，浑身酸软，豆大的汗珠满头淌。他们问我怎么了，我说肚子饿得慌。他们互望了一下，其中一人指着前面的小屋对我说：“走，跟我走，给你些吃的。”我将信将疑，担心他们哄我到小屋后扣留我，不愿去。那人说：“你都饿成这样了，不吃点东西咋行？”他们在前头走，我跟在后头。到了小屋，那人拿出一个“金裹银”（小麦面与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蒸成的馍）蒸馍放在我面前。天啊，我可真是遇上大好人了！我拿起馍，流着泪大口大口地吃。这馍真香呀，我都快一年没吃过这么香的馍馍了。一个馍很快就吃完了，那人问我吃够了没有，我还想吃，但不敢说，没言语，起身要走。那人拉住我，又拿来两个馍：“吃吧，管你吃个够。”看他们的眼神是真诚的，我就一边吃，一边向他们诉说娃的病情，以及这一路上的酸楚，并说他们是我碰到的大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只顾着吃馍，也没问他们姓甚名谁，就这样傻乎乎地一口气吃光了3个大蒸馍，才觉得有点饱了。他们又问我路费够不够，我说，这个你们别操心，不是有句歇后语么：甘肃人扒火车——死活不丢手。我就是扒车来的。他们劝我，扒车太危险，还掏出2元钱给我，让我乘车回去。吃了人家的馍，怎么好意思再要人家的钱？我不要，他们硬给。我想，给娃买药的钱不够，添上这钱就绰绰有余了。我接过钱，对他们说：我是个农民，今天受你们大恩，这辈子恐怕也还不上了，我代娃给你们磕个头吧。说着就要跪下，他们连忙把我拉住，让我快走。
我告别了这两位大恩人，去药店买了7支链霉素。药买到手，难题又出来了：药装在薄薄的玻璃瓶里，一不小心碰一碰、挤一挤就碎了，更何况我还要冒死扒火车回去，不知要碰碰撞撞多少回。这可是救娃命的药呀，弄破碎了怎么办？把药攥在手里碍事，装在兜里怕碰撞，揣在怀里也不安全。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药挽在裤筒上，挽一圈放一瓶药，7瓶药裤腿就向上挽了七八圈。这样，既不碍手脚，又安全放心，只是苦了一条腿，大冷天赤裸裸地冻在外面。
我就这样扒上了一趟去天水的货车。回到家里，给娃用完两支药，他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7支药没用完，娃的病就好了。
如今上了年纪，我就想在有生之年去宝鸡车站的那间小屋，看看当年给我馍吃、给我2元钱的铁路工人大哥还在不在，向他们表达藏在我心底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