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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巩是宋代诗人，他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
年代：【宋】 作者：【曾巩】
庭中有佳树，清影四面垂。
往往风雨夜，蛇龙此投依。
留之待鸾凤，未许燕雀窥。
谁谓乌鸟恶，安巢最高枝。
不顾白日照，直傍阴虹飞。
自恃栖托稳，岂忧弹射危。
三春独翱翔，百鸟敛羽仪。
凤凰不能争，况乃凫雁微。
既务志意得，都为世可欺。
白昼攫鼎肉，从容择牷犠。
近人不肯避，一怒终夜啼。
遭其瞰墙屋，祸患岂可移。
听之欲占赦，妇女固已凝。
忿害乃其所，何肯报福{嫠女换百}。
行路指之叹，童稚争骂讥。
鹦鹉献至尊，言语固可奇。
翡翠轮太府，器服所取资。
雉鸡美文章，贽赠理亦宜。
鹰鹯逐恶鸟，天威得施为。
关雎于周室，耿洁配后妃。
莫如此鸟顽，饱食无所裨。
一善不能有，丑声日交驰。
但知择嘉处，巍然治其栖。
众怒未易忽，徼幸亦有斯。
安知无刀斧，崩分弃毛皮。
且勿引蠹虫，使树心本披。
亦有爱搏击，钩连枭与鸱。
亦勿乐顺己，窟穴藏狐狸。
凡能致大患，{左甚右少}不自豪氂。
未知引避去，此语足自规。
惜哉种树意，长与事乖违。
古来亦如此，壮士徒嗟悲。
散文
曾巩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宋代新古文运动的骨干。接受了欧阳修在古文创作上的主张，他在古文理论方面主张先道后文，文道结合，主张“文以明道”。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风以“古雅、平正、冲和”见称。其文风则源于六经又集司马迁、韩愈两家之长，古雅本正，温厚典雅，章法严谨，长于说理，为时人及后辈所师范。曾巩为文，自然淳朴，而不甚讲究文采。
曾巩文章的特色体现在几个不同的方面。首先是论事之文写得纡余委备，委婉曲折。其次，曾巩文章虽质朴少文，然亦时有摇曳之姿，纵横开合。赠序之文，尤有特点。再有，善于记叙，其特点是条理分明，无不达之意。还有长于记叙、不多写景，例如《醒心亭记》、《游山记》等。但也有极刻画之工，如《道山亭记》。《墨池记》和《越州赵公救灾记》熔记事、议论、抒情于一炉，深刻有力，通情达理。他的书、序和铭也是很好的散文。当西昆体盛行时，他和欧阳修等人的散文，一揖雕琢堆砌之风，专趋平易自然。
议论性散文
他的议论性散文特点是：剖析微言，阐明疑义，卓然自立，分析辨难，不露锋芒。《唐论》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战国策目录序》论辩人理，气势磅礴，极为时人所推崇。
记叙性散文
他的记叙性散文特点是：记事翔实而有情致，论理切题而又生动。《寄欧阳舍人书》和《上福州执政书》历来被誉为书简范文。叙事委婉深沉，语言简洁凝练，结构十分严谨。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亦能诗。存诗400余首，其诗特点是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格调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诗言文言理的通病，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他不但善赋体，也有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2]
应用文
曾巩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有《元丰类稿》和《隆平集》传世，从他传世的文集来看，他的兴趣主要在于史传、策论一类的应用文。尤其是他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多年，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对他有关应用文的理论进行研究和总结，对现代应用文的发展有指导意义。
教育贡献
曾巩是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他在当代和后代古文家的心目中地位是不低的。他的成就虽然不及韩、柳、欧、苏，但有相当的影响。曾巩的思想属儒学体系，他赞同孔孟的哲学观点，强调“仁”和“致诚”，认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虚心自省、正诚修身就能认识世界和主宰世界。在政治上他反对兼并政策，主张发展农业和广开言路。他在任地方官时，以“仁”为怀。
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对王安石变法有些不同看法。他认为法愈密，则弊愈多，不主张死守成法，他对在位者的因循苟且表示不满，提出法律是适应实际情况而变化的，不一定完全相同。道德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足的根本，不可以改变。主张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对法制作必要的改革。在行动上，他能够维护新法，在齐州为官时，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乐业。他师承司马迁、韩愈和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把欧阳修的“事信、言文”观点推广到史传文学和碑铭文字上。他强调只有加强道德修养，才足以发难显之情，写“明道”之文。
曾巩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他培养了一批名儒，陈师道、王无咎、曾肇和曾布受业于他。曾巩治学严谨，每力学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识其微。 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
校藏书籍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极嗜藏书，从政之便，广览博收。家里藏古籍二万余卷，收集篆刻五百卷，名为《金石录》。著作有《元丰类稿》、《续元丰类稿》、《隆平集》、《外集》等。他都加以校勘，至老不倦。《列女传》、《李太白集》和《陈书》等都曾经过他的校勘。任职于史馆时，埋头整理《战国策》、《说苑》两书，他访求采录，才免于散失。他每校一书，必撰序文。并校订《南齐书》、《梁书》、《陈书》三史。在编校古书时所作的目录序，如《战国策·目录序》、《烈女传·目录序》、《新序·目录序》等。
越州：下令让富户出售粮食
1069年，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把两边都得罪了，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
曾巩到任后，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从酒坊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酒坊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确定了7年的期限。期限已到，衙门却仍旧重税，横征暴敛，没有按规定停征。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接着碰上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便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富户们申报上来储量达到15万石后，他立刻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仓粮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粮食，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无异于雪中送炭。还筹集了5万钱的资金，借给农户购买种子。[3]
齐州：一举端掉“霸王社”
1071年，曾巩调任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
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曾巩初来乍到，搜集证据，将周高法办。章丘一带有一伙叫做“霸王社”的土豪，杀人越货，无恶不做，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将31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5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治理，齐州盗、劫等犯罪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曾巩既勤政，又务实，而且凡事能从实际出发。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当曾巩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9丁抽1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他的这一务实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曾巩在齐州的政绩还有他推行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大明湖。后人在千佛山建曾公祠，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为了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洪州：把官舍改为临时收容所
1076年，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武职，主要负责防务)。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流行。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衙门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和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免费提供饮食和衣被。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
福州：当官不与民争利
1077年，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
福州任上，曾巩提出一个观点，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官府的蔬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以种菜为业的菜农卖不掉菜，收入大减。曾巩他立刻取消了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保障了菜农的利益。
60岁之后，他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为百姓做了实事、好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