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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说结婚送礼》列举了正反实例 ，引人深思,给人启迪。很有分量的文章，值得一读。
说到结婚送礼诸事，我的感慨颇多。
1964年我主持过一次与众不同的婚礼,多少年来一直引以为荣。新郎新娘是同校同事，物理教研组长和组员。他们从手把手共同做物理实验到心连心结成了伉俪为期三年。新郎是归国华侨到北京读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新娘上海土生土长,父母双全，家有恒产，在人民公园附近有一幢大洋房(文革后被改作区医院)。论经济条件男女双方都很优越。可是他们的结婚"礼堂"因陋就简设在学校的教室里。"礼堂"中间摆着一大束鲜花,四周挂了一些红绿汽球。讲台上由支部书记证婚致辞,下面同事们坐在课桌椅上七嘴八舌插话搞笑。婚礼仪式简单隆重,气氛欢快。我们准备了每人一客王家沙八宝饭,以简单茶点代替丰盛酒席，又向在座的宾客即本校全体教师散发了一些大白兔奶糖作为喜糖,甜甜蜜蜜，主宾皆大欢喜。别开生面的婚礼，在我们圈子里传为佳话。
应该说,适当地操办婚礼无可非议。为什么一生一世的婚礼大事搞得如此筒单?是不是双方家庭成员都是守财奴吝啬钞票?不是,据了解他们在其他方面倒是非常慷慨出手大方。是否他们精力不济嫌怕麻烦?更不是。他们精力充沛,再说如果雇请外人操办一切更见省力。财力体力都不成问题。
婚礼前他们坦率地告诉我其中原因。最主要的是不想惊动诸亲好友尤其是学校多年同事。当时大家经济都富裕,上有老下有小,经济负担重都比较拮据。一旦办酒请宴,便要增加亲友送礼额外开支,于心不安。况且正值"三年自然灾害"之后不久,一般经济能力薄弱的家庭都已掏空，如再送礼不啻于雪上加霜，喜事办得不喜反而使人添愁，又何必呢。
“忧他人之忧”，自己办婚事能顾及亲友尊重他人送礼的承受能力,这种社会情感值得称道。
前年，昔日的那位新郎老李八十寿诞，我们老同事聚会旧事重提，倍感温馨。大家谈及婚事行情，过去是情重在意,现在是情重在钱。人情贵，债难还。今昔对比，有感于隔世相仿。
在上海，现在送礼的行情是一千元起点"阳春"礼。少于这个数实在送不出。实因一桌洒席总要万把元，主办人家还要有外加高档烟酒等花销。如果宾客都是清一色阳春礼,那主办人家远远收不回成本而要亏损很多。有时婚事集中在黄道吉日，这样会收到三、四份请帖，碍于情面，不送不行,少送也不行。即使都送的阳春礼,也得三、四千元花销，这对工资收入不高的家庭确实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人人都有自尊心，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因此虽有困难,硬着头皮也得送。
再看看受礼的办婚礼人家，日子也不太好过。且不谈那些官二代富二代那些家庭的阔绰排场,他们是另类没有代表性。我指的是大城市中的那些揹着债务包袱的房奴。他们的婚礼又是怎样的呢?
我姑且把它概括为"奴隶身份，皇帝排场"。
先说聘礼。聘礼是旧时男方家庭送给女方父母的一份心意,一份尊重,是一种社会习俗。尽管我是近九十岁的老人,我们兄弟姐妹八人多数在解放前结婚,再加上我四个子女在解放后结婚，而且都在全国最繁华的上海市举行婚礼，都没有送过或受过任何聘礼。以前,男婚女嫁，结婚就是结婚，办婚事，办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心安理得，都得到社会的尊重,从来没有被非议过，根本谈不上什么叫做失礼失面子。结婚不是交易。结婚是男女双方确认合法配偶关系的必要程式,结婚证书则是一种特定的契约,如此而已。
不知何时何地刮起一股风，现在结婚的聘礼之风盛行,而且愈演愈烈,行情日涨夜大,几乎让人傻眼。有些婚姻因聘礼"交易"谈不拢而搁浅，有的甚至引起争吵而婚事泡汤。
后说天价新房。以上海而论，解放前,从来没有听说过工薪阶层的人买房结婚。即使是中产阶级这一档家庭有房产的也不普遍，一般都是租房居住。从房屋与其他如黄金、大米等比价来看，房价相对要比现在便宜得多，主要原因是地价不高,建筑材料便宜,建筑工人工资低廉。改革开放前几十年中，人们也是想方设法在原有住房的基础上挖潜力，如将房间分割前房，后房，前房采光好长辈住，后房作新房。我们里弄里的一位厅级干部就是这样解决儿子新房难题。有的人家住房本来已经狭小，于是向空间发展搭建搁楼。有的只能利用灶间晚搭铺早拆铺将就过日子。
现在大城市房价比天高，可是结婚非有房不可,无房者免开尊口，休想结婚。为了成全婚姻终身大事，不少两代人拼拼凑凑付房贷首期,一旦结婚从此成了房奴。那些做不成房奴的单身王老五只能酸溜溜地望房兴叹，死心塌地甘心想做房奴也高攀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