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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曾经被唐玄宗逐出朝廷，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天宝元年八月，唐玄宗下令征召李白进京。李白接到命令，以为可以从此仕途通达，不再灰头土脸地生活在蓬蒿之间，于是“仰天大笑出门去”，从山东兖州启程奔赴长安。到达长安不久，他在金銮殿受到了玄宗的隆重接见。虽然玄宗并没有给李白安排什么官职，只是让他待诏翰林，但是，这个临时、候补的身份，却让李白有了接近玄宗、接近杨贵妃的机会。
有证据表明，李白进入宫廷之后，的确也是一位出色的“供奉翰林”。被任命为翰林供奉的当年十月，玄宗携杨贵妃往骊山温泉宫，李白奉命随侍并且写了《侍从游宿温泉宫》等诗。天宝二年初春，宫中行乐，玄宗亲自作曲，想要以新词入曲，于是急召李白。当时李白正在酒店里喝得烂醉，但是，被抬进宫中，凉水泼面之后，他顷刻之间就写了十余首诗——其中八首保留到今天。玄宗十分高兴，赞赏有加。仲春，玄宗游宜春苑，李白奉命跟随并写了《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暮春，玄宗跟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前观赏牡丹，一时兴起，命李白创作新词，李白也是沉醉之中一口气就写了三首诗，专门歌咏杨贵妃的美貌。这组题为《清平调词》的三首诗歌，词藻华丽，名句琳琅，“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阑干”，写出了杨贵妃的美艳神韵，每一首诗都堪称名作。夏天，玄宗泛舟白莲池，李白奉命写了《白莲花开序》。除了上述作品，李白还写过其他一些应制之作。从玄宗的频繁征召、命其作诗这两点看，对于李白的敏捷诗才，他是十分满意的。从另一方面看，李白也完全胜任供奉翰林一职。
按理说，唐玄宗李隆基让谁卷铺盖，也不应该让李白走人。但是，卷铺盖回家的偏偏就是李白。天宝三载春天，李白不得不离开朝廷，离开长安。李白做翰林供奉，前后不过一年半时间。
那么，其中的原因是什么呢？
《新唐书》本传说是李白自己恳求退出朝廷回到家乡的，“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这当然是有缘故的，即李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也就是说，皇帝身边的人已经很讨厌李白，不可能容忍他继续待在皇帝身边，待在朝廷了；李白本人也意识到，继续待在朝廷已经没有意义。换言之，李白得罪了玄宗李隆基身边的人，例如杨贵妃，例如高力士。
当今权威的文学史教材，一般根据李白的自述，认定是因为朝廷中的权贵谗毁，李白被迫离开朝廷，离开长安。换言之，是朝中权贵将李白排挤出朝廷的。
我认为，李白恳求还山只是一种表面现象。一般权贵排斥李白的说法，也不太可信。李白担任翰林供奉期间，未见有任何政治上的企图和行动，他的地位根本不足以跟权贵叫板，不可能妨碍任何当政者的利益。此外，从李白前后的言行看，他是不可能主动离开朝廷的，他离开朝廷，绝对是迫不得已的。无论是皇帝亲近之人的厌恶，还是一般的朝廷权贵的排挤，最后下命令的总归是玄宗皇帝。天宝初年的李隆基，还是能够掌控朝政的。因此，李白的离开朝廷、离开长安，最重要的原因都是玄宗不再喜欢李白。
唐玄宗为什么要将李白逐出朝廷、逐出长安呢？主要原因就是：李白误他的事。具体地说，就是喜欢饮酒的李白泄露了宫廷的秘密。范传正说李白“乘醉出入省中，不能不言温室树”，清人王琦怀疑李白“曾醉中泄漏禁中事机，明皇因是疏之”。本来，玄宗召李白进宫是为了点缀文采、“润色鸿业”的，孰料李白是一个贪杯嗜酒、口没遮拦的主儿，这当然使玄宗大失所望，大为不满。李白原本有意模仿汉朝的东方朔，但实际上他做不到东方朔那样超脱飘逸。《玉壶吟》一诗中“世人不识东方朔，大隐金门是谪仙。西施宜笑复宜颦，丑女效之徒累身”四句，就透露了李白承认自己由于没有学到东方朔隐藏真实心迹、滑稽调笑周旋于帝王身边的本事因而弄巧成拙的意思。李白不是司马相如，也不是东方朔，他有较强的自尊心，言语之间难免有锋芒，他常常醉酒，难以做到守口如瓶，他不甘心于只扮演“俳优”角色，忍不住要批判现实。这些，应该就是李白被唐玄宗炒了鱿鱼的主要原因。
刘备托孤不是谜，而是明白的历史事实。而他的一句"君可自取"，不见得就是试探诸葛亮，更有可能是对诸葛亮代替刘禅当皇帝的认可。
章武三年春，东征失败的刘备率军返回蜀中。大军到了永安，亦就是赫赫有名的白帝城，刘备疾病加重，自感将不久于人世，于是急召诸葛亮等重臣来到自己身边，准备托孤之事。
古人托孤，是一件很慎重的事。托的好，帝业得以延续；托的不好，江山易人。刘备虽名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之后，但到他这一代时，家境已败落到“与母贩履织席为业”的地步。几十年惨淡经营，刘备在军阀林立的混乱局面中立住了脚，三分天下有其一，在他花甲之年登上了帝王的宝座。而今大业未成，又遭新败，自己却将撒手人间，刘备当有壮志未酬身先死的感受。此时，刘备之子刘禅已有十七岁，论年龄，不算年幼，但刘禅是个没有本事的人，俗称“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对于儿子的德才，刘备自然心中有数，不可指望独撑局面，必须要有人加以辅佐。然而此时，于刘备情同手足的关羽、张飞先后去世，遍观蜀中，唯有诸葛亮是可寄托之人。
刘备与诸葛亮，从三顾始到托孤止，他们的君臣关系被传为千古佳话，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成为历朝历代效法的楷模。刘备对诸葛亮，先是降格以求，后是施之于重任；诸葛亮于刘备，不仅仅在于他的竭尽禅思，屡建奇功，更在于他对于刘备的忠心耿耿。正是基于对诸葛亮的深刻了解，刘备才把辅佐刘禅的大任交于了诸葛亮。
然而，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的一番话，却引起人们许多猜测。刘备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有人说，这是刘备故意考验诸葛亮的话，意即刘备临终时，仍不能对诸葛亮百分之百的放心。这就是所谓的刘备托孤之谜。有的人在描述这段历史时，甚至不惜添油加醋，说诸葛亮听了这番话，诚惶诚恐，一边痛哭流涕，一边跪在地上，直到把头都磕破了，才赢得刘备的信任。
时下理论研究盛刮“新意”风，文不惊人死不休。理论研究，史学严加搞出新意本应提倡，但切忌形而上学。没有新意硬要搞出新意，新意便被扭曲。刘备对诸葛亮有十余年的了解，用现在的话。亦可说为考查，因此，把辅佐之事托付于诸葛亮，是建立在对诸葛亮深刻了解和充分信任的基础上的。我们研究历史，既要看历史的渊源，又要看历史的发展，既要分析历史的具体事件，又要联系历史背景，切不可在一些细节上钻牛角尖，更不能为新意而新意，把历史研究引向死胡同。
刘备托孤不是谜，而是明白的历史事实。而他的一句"君可自取"，不见得就是试探诸葛亮，更有可能是对诸葛亮代替自己当皇帝的认可。从这个事件中，我们也看到了作为政治家的刘备，确实有他的独到之处，在那个封建世袭制年代，他已经具备了民主思想的萌芽。他并没有把世袭制看成是铁板一块，不可更改的定义，仅这一点，仍有其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