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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来，《诗经》曾强烈地影响了中国人的情感生活。早在春秋时代，《诗经》在社会生活中就有广泛的应用，《左传》中就有大量引诗用诗的例证。实质上，《诗经》是先民继承前代文化遗产、领略礼乐文明精髓、掌握社会交往准则的经典文本。对于立志在社会上有所作为的士人来说，学《诗经》无疑是获取话语权的初阶，所以孔子说:“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教育其子孔鲤时说:“不学《诗》，无以言。”当时学《诗》，不只记诵字句，更要经世致用。
孔子建构起“六经”经学体系之后，《诗经》又承载起独特的文化功能，两千多年之中，《诗经》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就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不过，《诗经》学之兴盛的原因也不全在此，《诗经》中的大量篇什，描写了人类最真挚的感情、赞美既文质彬彬又胸怀抱负的君子以及平凡而精彩的牧歌般生活，有谁不愿拥有这美好的瞬间?可以说，一部《诗经》阅读史，未尝不是一卷人间心灵史。这才是《诗经》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在《诗经》成为经学要籍之后，研究者代不乏名家，而以汉、宋、清三朝的成果最为显著。现上海博物馆所藏楚简《古诗序》(或称《孔子诗论》)，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阐释著述。到汉代，著名者有齐、鲁、韩、毛四家。齐、鲁、韩三家为今文学，起初是显学。《毛诗》后出，是古文学。至唐代孔颖达作《毛诗正义》，《毛诗》定于一尊，从而形成了《序》、《传》、《笺》、《疏》的严密体系。在注重对字义、名物的训诂和考据，着力于经文本义的疏通理解和典章制度注释的基础上，将诗歌与政教相联系，宣扬王道礼仪，功利色彩浓厚。宋代虽然有“疑经之风”，但由于经学归于朱子之理学，《诗经》学仍在严密连贯的解说体系之中。《诗经》的史料化是学术转型的一面，汉代以来的分经而治，转变为分科治经。分经而治是每一经自成体系，以经为中心，并不与“通经”相悖;分科治经则以学为主(参林久贵、周春健《中国学术史研究》)。
清代开始全面整理与研究传统典籍，《诗经》自然不会例外。清初，学术界响起复古征实的呼声，《诗经》的研究呈现出多元格局:或以古说为宗，注重训诂考证;或以《诗集传》为宗，专注推阐诗意;或不主一家，兼采众说。到乾嘉时期，考据学大兴，戴震的《毛诗补传》堪称佳作。嘉道间，更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通释》、陈奂的《诗毛氏传疏》三部名著问世。晚清时期，《诗经》学的研究重心转向今文经学，著述颇丰。维新派(今文学派)和革命派(古文学派，或称国粹学派)“都必然地趋向变革，而变革的结果，都是取消了传统经学”(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接续这一变革、影响最大的当数梁启超。梁启超说:“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宝者，《诗经》其首也，固其书于文学价值外尚有一价值焉，曰可以为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梁启超《要籍解题及其读法》，《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二)
“五四运动”以来，以文学治《诗经》者，最有名的当数郭沫若在而立之年所作的《卷耳集》。自称大胆的郭老，“选译”的是彻底的离经叛道(参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诗经》被定为“文学作品集”，摇身变为“先秦三百”，仿佛是《唐三百》的直系老祖。探讨《三百篇》的“真”(科学实证)与“美”(文学审美)，便自然成了研究的康庄大道。“如果只是把《诗经》当作单一的文学作品，显然是不恰当的。单一的研究模式不仅难以全面体现《诗经》的价值，而且会让《诗经》研究再次陷入新的困境”。《诗经》被文学化、史料化后，现在更成为各个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无疑使曾经是整体的《诗经》日渐支离破碎。实际上，这与推翻传统经学这个权威的“革命”思路是一贯的。这种碎片化的研究，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现代人?获得审美享受之后呢?了解先民生活情状之后呢?答案似乎没有任何一个学科可以给出。因为《诗经》是博物馆里面的东西，其价值在于展示，又似乎与我们毫无关系。
诗意在自由，而反对权威是现代人的自由德性。“权威在于阐释的唯一性”，现代人乐于将“诗无达诂”视为传统内部的反叛而作为自由阐释的根底。但《春秋繁露》所谓“诗无达诂”，乃以“从变从义，而一以奉天”为根本，“大义”被解释为现代的“诗意”，现代人的空疏可见一斑。孟子云:“《诗》亡然后《春秋》作。”从《诗经》到“三百篇”，被“革”掉的正是经学之“大义”，亦即善恶之别。“五四”学者们艰难地在清代《诗经》学术传统中?绎出“科学精神”和“审美价值”，却轻易地放过传统经术的最关键之处:有识之士心中的“经学无用”论(参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在现今看来无疑是“道德无用”的讽刺，我们和德先生、赛先生一起迈入了善恶朦胧的现代。经学在现代的尴尬，其实是现代人品质平庸的尴尬。孔子曰:“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