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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老舍的《我的母亲》一文时，我们却可以分明地感受到作者那在朴实、平淡的语言外衣下汹涌澎湃着的感情的潮水。是什么力量使作者的感情如此奔放的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老舍我的母亲仿写，欢迎阅读。
我的妈妈生在农家，所以朴实。她比所有普通人更普通、更平凡，就像一滴雨一片雪，一粒灰尘，渗进泥土里，飘在空气中，看不见，不会引人注意。可我，是这么幸运地在浓浓母爱的包围中幸福地成长着。
妈妈家姊妹多，所以她没机会读书。正因为妈妈没文化，所以把许多牺牲当成了理所当然，甚至可以说我母亲根本没意识到这是一种“牺牲”。
我们家除了妈妈，谁都出去游玩过。每次让她一起放松下心情，她都会以很多种理由推辞掉。有一次，我固执地缠着她：“妈，就去玩一次吧。”妈妈想了半天，认真地说：“我不去。我走了猪怎么办？”听妈妈这样一说，我们就心安理得地扔下我母亲，出去玩了。多次这样以后，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居然把这当成了习惯。
妈妈天生好强，又实在的很，别人几句好言好语，就能哄得她把老底托给人家。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农闲时的妈妈会鼓捣一些小玩意到地摊儿去卖。记得有一次，我陪我母亲出摊儿，也不知是工商还是城管来抓，四下里作鸟兽散。我母亲动得晚了，摊上的东西全被收走，倔强的妈妈追出好远，撕心裂肺地喊：“那是我一家人的生活费啊！”我怔在那儿，泪流满面，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发誓一定要出人头地，再也不要妈妈为我经风沐雨，奔波劳碌。回家的路上，心猿意马的妈妈又差点被急速行驶的汽车撞伤，那一刻，我用尽全身力气扶起妈妈，心理很是害怕，我怕失去妈妈，更怕再也看不见妈妈。凭什么我们怕死，妈妈就该不怕，是我们的命比妈妈的金贵吗？
我的心怎么也静不下来，像是被风吹得急速旋转的风车。风越来越大，我便越发不安心。心里不停地发誓：我一定要努力读书，要让妈妈过一个幸福的晚年。
现在我上了初中，要住校，一个星期才能回去一次，妈妈总不忘让村里进城的人给我捎点东西：几个苹果，亲自蒸的馍。有一次，妈妈来学校为我送棉衣。恰好上了自习，我母亲就在寒风中等了一个多小时，而当时已是冰天雪地的寒冬。等我下了自习，妈妈搓着冻得无法伸缩的手指，微笑着说：“妈没敢叫你，怕你一惊一乍，惹同学们笑话。”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眼泪不由得流了下来，天黑，又怕妈妈看见心疼，就赶紧转过身拭干了泪。朴实的妈妈，竟会有那样的想法，为的仅是让我不受一点点伤害，有时这种爱是常人无法理解的。 妈妈的爱就是这样含蓄，她没有轰轰烈烈的举动，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宣言。每次看到我的成绩单，妈妈总是对我说，假如我考上了大学，她将宴请全村人。这句话一直激励着我，为了不负妈妈的厚望，我会用尽全力还妈妈一个灿烂的明天，一个亮丽的微笑。
我的母亲今年50岁，她是一位平凡的中学老师。然而，在我这十三年的生命中，她对我的影响却永远不可磨灭地印在我的灵魂深处。
我小时候性格内向，不喜欢和伙伴们玩耍，但确是喜欢读书。每天晚上临睡前，我母亲总会手捧一本故事书靠在床头，为我绘声绘色地朗读。由于先前已经读过几遍了，所以我总是吹毛求疵，哪一个字错了、哪一个情节有问题，都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而我母亲总是乖乖认错，丝毫没有厌烦之意。我现在对书籍的热爱与此经历密不可分。
我母亲鼓励我广交朋友、主动与人沟通。记得年幼时，家住六楼，有一位朋友住在对面楼上，同样是六楼，隔空相望。我母亲就提议用一条线绳像传送带一样绑在两家窗口，线上系着信，拉动线绳来实现互相传信。自此，六楼窗口总是欢歌笑语不绝，直至我们搬走。现在我跟那位朋友已是挚交。有一个晚上，我突然对我母亲说：“明天就是万圣节！”（英语课上学来的）没想到我母亲灵机一动，让我叫小区里的朋友明天晚上去陌生邻居家要糖。她用床单为我们好了幽灵袍子、南瓜灯、纸板做的面具……那一次收获颇丰，以后每年，我都自己组织玩伴们挨家挨户要糖。可以说，我母亲是我的第一位生活和思想教师。
我母亲管束我最严，大都是关于一些行为作风。有一次，看到街上有卖我最喜欢的《三国》，我就偷偷从她包里拿了钱去。结果她发现后严厉地训斥了我一顿，说：“没有不劳而获的钱，想买东西可以，要跟家长讲！”此外，那是她第一次打我，如今那时的情景还都历历在目。
这是我的严师，我的慈母。
我的母亲对人和善、喜欢分享。她总是把自己手工制作的东西毫不吝啬地分给朋友，有时也主动提出让我带去学校分给我的同学，接到的人无一不啧啧称赞。而我母亲却只是笑笑。她同样会做食品，每年圣诞，总是做花枝招展五彩缤纷的姜饼屋（用饼干糖霜制成，上面用各色糖果点缀），却从不让我独吞，邀请我的一大帮朋友一起分享。每到圣诞节，我家总是众宾欢悦其乐融融！
我的母亲在老师这一职业上可谓兢兢业业、尽职尽责。每到学期末总要整天坐在电脑前改学生的论文。有时候还要主动打电话去生气地问学生为什么没有交论文。我常常不理解为什么要为不相干的人这样生气。学生们也很爱她，每一届毕业生都会给她写信，读了这些恳切的文字，才知道师生情浓。
我的母亲十分乐于助人。不仅同事生病时主动帮忙代课，也积极让我去做公益性活动。上个假期，我们去了好多次大连市图书馆做义工，常常干活累得精疲力尽。我便忍不住发牢骚：“为什么干活不给钱？这不是吃力不讨好吗？”她却郑重其事地回答我：“只有人人都尽自己一份力，才能构成美好的社会体系。”
我母亲亦是一个菩萨心肠，对万物皆有怜悯之心。冬天时，领着我带小米去劳动公园里喂鸟，扫开雪地，在空地上撒米；夏天常常带我去海边把渔民扔在滩涂上被晒半死的海星送回大海；还把我家的高级猫粮喂给小区里的野猫。而她对自己却是十分节俭，从来不梳妆打扮。都是着便衣便衫。
我在我母亲的教训之下度过了少年时代，受了她极大极深的影响。假如我学会了一丝一毫的朴实无华、假如我学会了思想品行的端正，假如我能与人分享、关心别人——我都要感谢我的慈母。
我母亲的娘家是北平德胜门外，土城儿外边，通大钟寺的大路上的一个小村里。村里一共有四五家人家，都姓马。大家都种点不十分肥美的地，但是与我同辈的兄弟们，也有当兵的，作木匠的，作泥水匠的，和当巡察的。他们虽然是农家，却养不起牛马，人手不够的时候，妇女便也须下地作活。
对于姥姥家，我只知道上述的一点。外公外婆是什么样子，我就不知道了，因为他们早已去世。至于更远的族系与家史，就更不晓得了；穷人只能顾眼前的衣食，没有功夫谈论什么过去的光荣；“家谱”这字眼，我在幼年就根本没有听说过。
我母亲生在农家，所以勤俭诚实，身体也好。这一点事实却极重要，因为假若我没有这样的一位我母亲，我以为我恐怕也就要大大的打个折扣了。
我母亲出嫁大概是很早，因为我的大姐现在已是六十多岁的老太婆，而我的大外甥女还长我一岁啊。我有三个哥哥，四个姐姐，但能长大成人的，只有大姐，二姐，三姐，三哥与我。我是“老”儿子。生我的时候，我母亲已有四十一岁，大姐二姐已都出了阁。
由大姐与二姐所嫁入的家庭来推断，在我生下之前，我的家里，大概还马马虎虎的过得去。那时候定婚讲究门当户对，而大姐丈是作小官的，二姐丈也开过一间酒馆，他们都是相当体面的人。
可是，我，我给家庭带来了不幸：我生下来，我母亲晕过去半夜，才睁眼看见她的老儿子——感谢大姐，把我揣在怀中，致未冻死。
一岁半，我把父亲“克”死了。
兄不到十岁，三姐十二、三岁，我才一岁半，全仗我母亲独力抚养了。父亲的寡姐跟我们一块儿住，她吸*片，她喜摸纸牌，她的脾气极坏。为我们的衣食，我母亲要给人家洗衣服，缝补或裁缝衣裳。在我的记忆中，她的手终年是鲜红微肿的。白天，她洗衣服，洗一两大绿瓦盆。她作事永远丝毫也不敷衍，就是屠户们送来的黑如铁的布袜，她也给洗得雪白。晚间，她与三姐抱着一盏油灯，还要缝补衣服，一直到半夜。她终年没有休息，可是在忙碌中她还把院子屋中收拾得清清爽爽。桌椅都是旧的，柜门的铜活久已残缺不全，可是她的手老使破桌面上没有尘土，残破的铜活发着光。院中，父亲遗留下的几盆石榴与夹竹桃，永远会得到应有的浇灌与爱护，年年夏天开许多花。
哥哥似乎没有同我玩耍过。有时候，他去读书；有时候，他去学徒；有时候，他也去卖花生或樱桃之类的小东西。我母亲含着泪把他送走，不到两天，又含着泪接他回来。我不明白这都是什么事，而只觉得与他很生疏。与我母亲相依为命的是我与三姐。因此，她们作事，我老在后面跟着。她们浇花，我也张罗着取水；她们扫地，我就撮土……从这里，我学得了爱花，爱清洁，守秩序。这些习惯至今还被我保存着。
有客人来，无论手中怎么窘，我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的给他们温酒作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有喜丧事，我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到如今如我的好客的习性，还未全改，尽管生活是这么清苦，因为自幼儿看惯了的事情是不易改掉的。
姑母常闹脾气。她单在鸡蛋里找骨头。她是我家中的阎王。直到我入了中学，她才死去，我可是没有看见我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我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是的，命当如此。我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全是命当如此。她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她总跑在前面：她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作的，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我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承继权，我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他。
可是，我母亲并不软弱。父亲死在庚子闹“拳”的那一年。联军入城，挨家搜索财物鸡鸭，我们被搜两次。我母亲拉着哥哥与三姐坐在墙根，等着“鬼子”进门，街门是开着的。“鬼子”进门，一刺刀先把老黄狗刺死，而后入室搜索。他们走后，我母亲把破衣箱搬起，才发现了我。假若箱子不空，我早就被压死了。皇上跑了，丈夫死了，鬼子来了，满城是血光火焰，可是我母亲不怕，她要在刺刀下，饥荒中，保护着儿女。北平有多少变乱啊，有时候兵变了，街市整条的烧起，火团落在我们院中。有时候内战了，城门紧闭，铺店关门，昼夜响着抢炮。这惊恐，这紧张，再加上一家饮食的筹划，儿女安全的顾虑，岂是一个软弱的老寡妇所能受得起的？可是，在这种时候，我母亲的心横起来，她不慌不哭，要从无办法中想出办法来。她的泪会往心中落！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与事，都取和平的态度，把吃亏看作当然的。但是，在作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与基本的法则，什么事都可将就，而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得不去，正象我的母亲。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廿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我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
当我在小学毕了业的时候，亲友一致的愿意我去学手艺，好帮助我母亲。我晓得我应当去找饭吃，以减轻我母亲的勤劳困苦。可是，我也愿意升学。我偷偷的考入了师范学校——制服，饭食，书籍，宿处，都由学校供给。只有这样，我才敢对我母亲提升学的话。入学，要交十元的保证金。这是一笔巨款！我母亲作了半个月的难，把这巨款筹到，而后含泪把我送出门去。她不辞劳苦，只要儿子有出息。当我由师范毕业，而被派为小学校校长，我母亲与我都一夜不曾合眼。我只说了句：“以后，您可以歇一歇了！”她的回答只有一串串的眼泪。我入学之后，三姐结了婚。我母亲对儿女是都一样疼爱的，但是假若她也有点偏爱的话，她应当偏爱三姐，因为自父亲死后，家中一切的事情都是我母亲和三姐共同撑持的。三姐是我母亲的右手。但是我母亲知道这右手必须割去，她不能为自己的便利而耽误了女儿的青春。当花轿来到我们的破门外的时候，我母亲的手就和冰一样的凉，脸上没有血色——那是阴历四月，天气很暖。大家都怕她晕过去。可是，她挣扎着，咬着嘴唇，手扶着门框，看花轿徐徐的走去。不久，姑母死了。三姐已出嫁，哥哥不在家，我又住学校，家中只剩我母亲自己。她还须自晓至晚的操作，可是终日没人和她说一句话。新年到了，正赶上政府倡用阳历，不许过旧年。除夕，我请了两小时的假。由拥挤不堪的街市回到清炉冷灶的家中。我母亲笑了。及至听说我还须回校，她楞住了。半天，她才叹出一口气来。到我该走的时候，她递给我一些花生，“去吧，小子！”街上是那么热闹，我却什么也没看见，泪遮迷了我的眼。今天，泪又遮住了我的眼，又想起当日孤独的过那凄惨的除夕的慈母。可是慈母不会再候盼着我了，她已入了土！
儿女的生命是不依顺着父母所设下的轨道一直前进的，所以老人总免不了伤心。我甘三岁，我母亲要我结了婚，我不要。我请来三姐给我说情，老母含泪点了头。我爱我母亲，但是我给了她最大的打击。时代使我成为逆子。廿七岁，我上了英国。为了自己，我给六十多岁的老母以第二次打击。在她七十大寿的那一天，我还远在异域。那天，据姐姐们后来告诉我，老太太只喝了两口酒，很早的便睡下。她想念她的幼子，而不便说出来。
七七抗战后，我由济南逃出来。北平又象庚子那年似的被鬼子占据了，可是我母亲日夜惦念的幼子却跑西南来。我母亲怎样想念我，我可以想象得到，可是我不能回去。每逢接到家信，我总不敢马上拆看，我怕，怕，怕，怕有那不祥的消息。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我母亲便可以多少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象花插在瓶子里，虽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我母亲的人，心里是安定的。我怕，怕，怕家信中带来不好的消息，告诉我已是失了根的花草。
去年一年，我在家信中找不到关于老母的起居情况。我疑虑，害怕。我想象得到，如有不幸，家中念我流亡孤苦，或不忍相告。我母亲的生日是在九月，我在八月半写去祝寿的信，算计着会在寿日之前到达。信中嘱咐千万把寿日的详情写来，使我不再疑虑。十二月二十六日，由文化劳军的大会上回来，我接到家信。我不敢拆读。就寝前，我拆开信，我母亲已去世一年了！
生命是我母亲给我的。我之能长大成人，是我母亲的血汗灌养的。我之能成为一个不十分坏的人，是我母亲感化的。我的性格，习惯，是我母亲传给的。她一世未曾享过一天福，临死还吃的是粗粮。唉！还说什么呢？心痛！心痛！
